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已经成为世界“老大”与“老二”之间的特殊关系。早在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把中国称为美国的“利益攸关方”。2008年金融风暴后，美国学者一度提出中美“两国集团”（G2）与“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把中美关系比喻成夫妻，提议中美联手，共同领导世界，以度过经济危机。但是，这些对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并没有得到两国政府官员的积极回应。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不赞同“中美共治”和“两国集团”的提法，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表示不同意“G2”的提法。[1]（P39）

　　中美之间的经济、政治以及制度观念层面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现阶段的中美关系难以成为“G2”和“中美国”。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大，中美结构性矛盾上升。近年来，美国“转身亚洲”（PivotingAsia），在亚太实行“再平衡”战略，“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军事‘假想敌’”。[2]（P1）中美战略互疑上升，已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症结所在。

　　2012年以来，习近平、胡锦涛提出中美要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打破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对抗冲突的历史逻辑。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构建中美战略互信的重大努力和尝试，将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目标路径。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立的由来

　　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提出中美要建立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树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典范”。[3]5月，胡锦涛出席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强调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4]

　　戴秉国在这次战略对话中表示，中美不搞“两国集团”（G2），不搞中美主宰世界，也不搞中美冲突对抗，但可以搞“两国协调”（C2）。[5]有关学者把C2解读为协调（Conciliation）、合作（Cooperation）和互补（Complementary）。[6]8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蔡英挺访问华盛顿，进而强调了中美要建立“新型军事关系”。[7]

　　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很快得到了美国领导人奥巴马、拜登、希拉里等的积极回应。他们表示，“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不是美国的终结”，“美中正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建立新的互动模式”。[8]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又很快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呢？这需要从中国的“崛起困境”与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观念结构说起。“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重大命题。它不仅是经济的崛起，还是政治的崛起，更伴随着观念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使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断上升。中美在经济、政治与制度观念层面上的矛盾与竞争性都在加强。尤其在制度观念层面上，中美存在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矛盾，有无神论与基督教信仰的矛盾。从历史上看，英美权力转移并不存在制度观念层面的结构性矛盾。在具有共同游戏规则的前提下，经济与政治层面的结构性矛盾是可以转化为良性竞争关系的。但是，中美之间的观念层面的矛盾令双方经济与政治层面的竞争更具有不确定性，更容易加深战略互疑。因此，观念的结构性矛盾是中美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大国的崛起，必然引发守成大国的恐惧。早在1997年，美国国防部的有关报告就认为，在21世纪，中国将成为美国潜在的全球竞争对手。[9]（P5）

　　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美间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王缉思和美国学者李侃如同时指出，“中美战略互疑正在增长”，如果处理不好，这可能“将会促使两国关系走向相互敌对的状态”。[10]

　　在崛起过程中，中国面临“崛起困境”，“既要维持国家实力上升，同时又要尽可能控制结构性矛盾”。[11]（P142）为缓解崛起困境，中国采取战略安抚政策。在中美结构性矛盾还不那么突出的时候，中国主要通过安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为和平发展赢得有利的周边与国际环境。但是，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的增强，进一步加深了中美结构性矛盾。2010年，美国逐渐战略东移，使中国面对更大的崛起困境。中国必须“更加重视与美国的双边协调，共同协商地区和体系问题的解决思路”。[11]（P148）

　　缓解“崛起困境”是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原因。然而，要回答为什么这一提法马上得到美国的回应，则需要探讨中美存在的“结构性一致”，即共同利益的问题。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两国还共同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如全球气候问题、核扩散问题、恐怖主义袭击等。除此，中美双方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相互起到核恐惧核遏制的作用。利益的趋同使得双方必须寻求合作，化解分歧。

　　结构性一致如果是出于友谊等情感要素，会成为国家间关系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也可以为国家间良性竞争提供足够的战略互信，促使结构性矛盾朝着良性竞争的方向发展。但是，中美的结构性一致并非出于友谊驱动，而是出于利益或恐惧驱动。中美合作经常在受到第三方威胁的时候得以加强，如冷战时期，共同对抗苏联成为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9·11”之后，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的袭击再次成为中美关系升温的助力。中美的这种恐惧感知源自于对生命直接威胁的深刻感知，关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这决定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一致可以超越结构性矛盾，也决定了中美关系必须走向合作。“温家宝总理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这并非外交辞令”。[12]（P24）

　　中美结构性一致的存在，也说明了中国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非只是为了缓解崛起困境的权宜之计，也就是说，并非一旦中国能力足够强大到可以挑战美国就不再需要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因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就成为两国不谋而合的历史选择。

　　二、关系的身份定位与性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国家领导人所提出，学者论证得还不多。在领导人的论述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关系，它包括经济互利共赢、政治平等尊重、安全互信包容、文化交流借鉴等全方位的关系。[13]（P8）

　　在领导人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前，有关学者已经对中美关系的身份定位（是敌是友）和关系的性质（竞争还是合作）等议题进行过广泛讨论。这些探讨为两国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一）关系的身份定位

　　中美关系是“老大-老二关系”，具有“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中美关系也是资本主义大国与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具有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和差异。中美关系究竟会走向敌对还是合作，主要由其关系的身份定位所决定。阎学通把中美关系定位为“假朋友”。[14]

　　他认为，当中美实力接近时，中美会从“假朋友”变成“真敌人”。要弄清楚中美之间是敌人还是朋友，或者是“非敌非友”的关系，需要分析以下4个友好程度逐渐递减的概念：朋友-伙伴-对手-敌人。朋友和敌人都有强烈的情感因素在里面。成为朋友或敌人，必然受到情感驱动，而非单纯的利害关系。中美之间关系的忽冷忽热，主要受制于利益因素的推动。如果中美成为朋友，必须具有爱和友谊。中美普通民众彼此看法相对正面，一些调研材料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得多。今年2月，美国盖洛普民调显示，6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但中美是友好的，还有13%的人认为两国是盟友。[15]

　　尽管如此，因为中美价值观的较大差异，中美之间缺乏信任和友谊，这决定他们难以成为真朋友，这也是阎学通称之为“假朋友”关系的原因。敌人则源自于爱的反面———恨，一般涉及到生死较量的问题，如二战中的中国与日本。即使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都称不上敌人。中美之间并没有很强的爱恨情结在里面，也互不以摧毁对方为目的。即使中美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扩大，中美也不可能成为敌人。因此，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所言，中美之间“不是像敌友那种黑白分明的关系”。

　　既然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利益驱动，那么，更准确地说，中美是伙伴与对手的关系。中美之间的结构性一致，决定他们必须合作，成为伙伴。而中美之间存在的不断扩大的结构性差异，又决定他们必然是对手。阎学通指出，中美经济关系可定位为“商业伙伴”，政治关系可定位为“政治竞争者”，军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为“彼此威胁者”。[16]（P27-28）为推动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中美一直强调伙伴的一面，而忽视对手的一面。中方明确指出，“中美两国是伙伴而不是对手，更不是敌人”。[17]

　　事实上，中美双方也确实在话语中把彼此定位为“伙伴关系”。但是，这种伙伴关系只是中美关系的部分，而非全部事实。之所以不提对手关系，是为了正面话语的“自我预言的实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面向未来的。这必然希望超越中美关系的现状，特别是超越“对手关系”的一面。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需要引导关系往“伙伴”的方向发展，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朋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互信程度还比较低的情况下，中美至少要防止双方关系异化为敌人关系。

　　（二）关系的性质

　　关系的身份定义决定着关系的性质。与朋友-伙伴-对手-敌人身份相对应的是协作-合作-竞争-对抗这四种性质。一般而言，朋友身份走向协作，伙伴身份走向合作，对手身份走向竞争，而敌人身份则走向对抗。

　　协作与合作相比，还存在一层在信任和友谊基础上积极主动互相帮助的意思。中美之间缺乏这样的协助，更多表现为利益与恐惧驱动下的消极合作。中美并非敌人而是对手，因此不会走向对抗。但是，中美两国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大国并非不存在竞争，关键是如何竞争的问题，可以是恶性竞争，也可以是良性竞争。中美结构性一致决定其竞争必须是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的良性竞争，必须“斗而不破”。如希拉里所言，中美要“在竞争与合作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18]

　　在目前中美战略互疑加强的情况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任务是防止中美出现恶性竞争现象，努力维持一种良性竞争的状态。但是，从长期看，让中美的双边关系仅仅停留在良性竞争或者消极合作的层面上是不够的。双方需要有意识地积极努力，推动中美关系从合作走向协助。

　　三、影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认识分歧

　　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示了积极的回应。虽然两国视合作共赢为“彼此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基本的战略共识”。[13]（P2）但是，双方对于中美关系的理解依然存在一些分歧，这势必会影响到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一）对中国身份认知的分歧

　　两国均认为中美是“老大”与“老二”的关系。因为具有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美国认为它注定要领导世界。美国领导人多次表示绝不放弃世界领导地位。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是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世界大国，需要承担其“大国责任”，与美国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大多国家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是潜在的或者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2011年，美国一项民调显示，47%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19]

　　但是，中国依据“乘除法”原则，即中国取得的成绩，要除以13亿人口，存在的问题，要乘以13亿，因此，中国仍自认为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一直担心中国有谋求地区乃至世界霸权的意图。但是，中国一再表示甘作“老二”，“绝不当头”，“永不称霸”。中国的承诺并不能使美国放心。因为中美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美国甚至认为中国不是“老二”，而是“异类老大”，认为中国企图改变国际规范，要建立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对中美双方国家利益理解的分歧

　　中美达成共识，要互相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但是，双方都不太愿意承认彼此对核心利益或国家利益理解上存在冲突。

　　中国认为美国在台湾、西藏、新疆问题上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特别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美国没有顾及中国的感受。但是，美国则认为在台湾拥有利益，因为台湾代表美国按照“西方形象塑造中国的希望和梦想”，对台湾的承诺也“关系到美国对整个东亚的战略承诺的持久可信性”。[20]（P209，215）

　　中国认为美国推行人权外交，推动“颜色革命”，怀疑美国要“分化”、“西化”中国。但是，美国认为其有推行民主和人权价值理念的利益。尤其在南海问题上，中国认为美国舰机在中国近海侦查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中国近海海域的联合军演剑指中国。但是，美国认为，在南海的自由航行权是美国的利益，美国在南海情报搜集和联合军演并没有违背国际法精神。[21]

　　双方的国家利益冲突还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国认为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企图阻碍人民币国际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给中国投资企业设置障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则认为中国使人民币定价低于市场价格，补贴出口产品，限制稀土出口，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三）对造成东亚紧张局势的责任等问题的认识分歧

　　对于南海问题的升温，中国不少学者认为美国是背后推手。中国并非“挑战”美国，而是美国在防范打压中国。但是，美国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与邻国的主权争议是“中国和亚洲国家间互动所造成”，特别是中国的强硬立场所致，美国“重返亚太”并没有促使局势的恶化。[22]

　　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中国也认为这是“经济搭台，政治唱戏”，把TPP办成一个政治联盟。[14]美国学者则认为TPP的出现是因为美国希望和东亚地区互动，并获得经济利益，而且美国也欢迎中国加入TPP。[22]但是，中国国内的相关报道对于TPP还是相当的抵触，并怀疑美国围堵中国的用意。除此，中美在二氧化碳排放量，防止核武器扩散，包括朝鲜和伊朗核武器等问题上均有分歧。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善，均可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产生负面影响。

　　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路

　　对于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提出“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五点构想。[4]崔天凯也提出需要破解中美战略互信缺失、突破核心利益瓶颈以及实现亚太良性互动。[13]（P4-7）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关键在于建立信任、解决彼此的核心利益关切以及中美可以共同处理好与“第三方”国家的关系。

　　（一）构建中美互信和友谊，需要中美两国加强彼此的情感投资

　　因为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美国认为中国用零和博弈思维看待中美关系，中国则认为美国将企图牵制甚至阻碍中国的崛起。[10]中美共同经济和战略利益的增加，并没有从深层次改变中美互信不足的状况。中美民众文化交流的扩大和民间友好感情的培育，从中长期看，也许可以营造良好的国家间互信的氛围，但是在短期内，对国家间互信的提升并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改善中美间的情感，扭亏为盈，需要双方，特别是两国学者努力加强学术合作，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的“共通价值”。[23]改变中美信任赤字，需要加强对中美国家间情感账户的管理，要多存款，让中美之间的情感账户存款远远高于取款。

　　加强情感账户管理，不是要回避冲突，而是要接纳、有效应对和处理冲突。建立战略互信，并非“否认利益冲突和观念差异的客观存在”，而是努力减少它们的影响。[24]（P10-11）中美关于人民币升值、南中国海的争论以及价值观念的分歧将会长期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反复出现。需要认识到，有冲突并非一定破坏感情，如果处理得当，可能是一个增进了解、促进感情的机会。因此，中美需要接纳冲突，积极正视，彼此关切，相互妥协，努力满足对方的愿望。

　　加强中美国家间情感账户管理，不是受制于情感的消极反应模式，而是超越情感的前瞻行为。“有恩报恩、有怨报怨”是情感反应的自然规律。如果要“以怨报德”，打破情感最自然的表达，需要有其中的一方主动先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中国领导人首先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主动改善情感赤字的重要一步。特别在“战略互疑在北京的感受程度要比华盛顿更深”的情况下，[10]更需要中国首先主动付出更大的努力。中国政府需要大力引导媒体更多地报道美国对华政策中善意的一面。例如，奥巴马、希拉里等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面回应，还鲜为人知，需要加强报道，以累积信任。在情感投资管理中，中国在坚持主权和国家利益原则的基础上，还需要更多考虑使用对方可以接纳的表达方式，有选择性地满足对方的需求。例如，在与美国的人权对话中，中国可承认、欣赏并学习美国人权价值观的积极面。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双方需要坦承分歧，彼此调适

　　在中美关系中，存在一个误区，以为要多强调具有共同利益的一面。中美固然需要强调共同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潜在的矛盾视而不见，或者把它压抑下去。目前，中美已经建立了60多个对话磋商机制，但是问题在于“一些对话未能切中要害，没有解决实际问题”。[24]（P11）

　　中美需要通过这些对话机制暴露、讨论与解决矛盾。中美不能只停留在要求对方尊重自己的核心利益的层面上，而需要坦诚面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冲突，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案。[25]（P24）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中美有保护12海里领海主权以及确保在国际海域航行自由的共同利益，但是，美国需要考虑中国反对针对中国的抵近侦查的意见，调整自己的做法，中国也需意识到适当调整自己对此的反应态度。[21]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双方的互相调整。中国认为美国不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美国却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似乎要求华盛顿容纳中国的利益”，而不是相互调整。[26]（P12-15）

　　如果双方不能开诚布公地讨论分歧，并寻求折衷方案，中美互信的构建将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中美需要注意双方展现与解决矛盾的方式。处理问题需要从自我的改变开始，不应以期待改变对方的立场为目标，摸索一种新的相处方式。中美谈判的立足点需更多放在阐述自己的希望与底线上，而不要去评判、批评对方的立场。例如，中美对于东亚紧张局势的责任问题，互相指责对方是始作俑者，无助于事情的解决。两国需要跳出固有思维，主动承担改善关系的责任。

　　中美还需要注意到在短期内改变自己固有观念，达成相互妥协具有一定的难度。在目前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切勿急于求成。中美应先着手探讨一种预防冲突矛盾升级的机制，可以及时把冲突限制在可控制的状态上。

　　（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需要处理好与亚太“第三方”国家的关系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始于亚太。中国一直视亚太地区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点和支点。“9·11”爆发之后，美国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对于东亚地区有所忽视。在此期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建立中国-东盟FTA，加强与东亚各国的友好关系，东盟对中国的认知也逐渐正面。通过东亚地区合作，中国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美国在结束了两场战争后，开始战略东移，利用天安舰、中日钓鱼岛以及黄岩岛事件等，加强了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还扩大在越南、缅甸等国的影响力，并积极推动美国主导的TPP，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态势。当今中美关系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23]（P8）

　　例如，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越南等国希望美国介入，帮助他们对抗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也希望美国介入。中国意识到，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双方关系，要处理好亚太“第三方因素”，必须加强中美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美国也认识到中菲、中日陷入真正的对抗不符合美国利益。只有以和平方式解決领土争端问题以及增强国际法治理，才能真正实现美国的利益，而这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要处理好亚太“第三方”因素的捆绑，“最好的方式是推进‘中美＋X’三边外交”。[23]（P8）

　　这个三边外交的基石应该是“中美”，中美需要彼此视对方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坦承分歧、协调让步、投桃报李。只有中美加强协调合作，“第三方”因素才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