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的宗教性质之争

　　对于儒家是否是宗教这个问题学术上争论颇多。但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有一定探讨价值的伪问题。首先，什么是宗教呢？作为一个从西方传入的概念，其自身更多的带有的是西方意识形态的色彩。无论对其做何种解释势必都会染上意识形态的色彩。这里用福科的话说，确实有个“话语”与“权力”的问题。“儒教”这个词语也一样，无论是称儒教恰当与否，都仅仅是一个事物的符号表达而已，不过当佛教传来，就已经有人叫“儒教”了。而之所以这样称呼儒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随着佛教的传入，引入了一个“他者”的概念且被广泛接受，且在当时，并没有明确区分儒家和儒教，故可以很明晰的在官方史书中并肩提到儒道佛这三种在社会上影响深远的思想时，将它们统一称为“教”。但直到天主教入华，让中国人看到西方还有如此神权的宗教时，“格义”之下，也觉得中国的儒家也像宗教，一壁厢要建“孔教”，一壁厢把儒家算作“儒教”，仿佛对岸垒了高堤坝，此岸也要堤坝高，否则洪水就涌向这边来了一样，镜中影像，总是促使照镜者自我端详和自我设计，当“宗教”这个词看来相当有效地描述着西洋现象的时候，中国人也禁不住要拿来试穿，看看套在儒家身上是否称身①。同时，葛兆光先生也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强势和寻求富强的现代理想，使得中国知识界和教育界无法不融入“世界”（当然这世界就是指近代西方），用“通行”（所谓通行当然就是西方近代确立的普遍规则）的学科分类和知识分类来重新建构自己的传统，以期获得“国际大家庭”的认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学的定性问题也可以看成是同吴国盛先生所说的科学是中心和边缘的话语权之争。小写的复数的科学也可以视为争夺话语权的另一策略，它强调了边缘的价值，对中心进行了消解，因为在这个意义下，西方科学只是这诸多小写科学中的一个――尽管在当下是最庞大的一个。但是问题在于，既然小写的科学大致等于传统知识体系，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使用“科学”这个大词②？同样的，为何一定要对儒学这样一个中国本土的事物强套一个外来的名词定义？儒教宗教性质引发了诸多争论，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更多的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儒家定义为儒教更多的是一个伪命题。①儒家作为中国传统学派，包括文化和政治思想，而并不是类似西方宗教那样的对于某些东西进行崇拜，更加不属于宗教上所说的任何一种一神论或者多神论的流派。②儒家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时至今日仍然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发展路径，其涵盖内容之广泛，涵义之丰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宗教的独特特征，而这些独特性正是儒家思想之所以闪耀至今的关节所在，如非要以产生于西方的宗教概念的外衣强加在儒家身上，未免有龃龉之感。故而，文章认为，儒家的宗教性质之争体现的实质不是探讨儒家是否具有宗教的意味和要素，而更多的体现的是西方文化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强势解读，涉及到的更多的是文化话语权的争夺。

　　二、国际话语权定义及分配

　　（一）国际话语权定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著名的“语言转向”引发人文、社会科学等诸多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而20世纪80年代末，“话语”概念也逐渐进入了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并深受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话语所具有的建构功能和权力特征使得话语权的概念产生了。首先，话语对于现实的建构功能将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表达的工具，话语的选择将会影响到人们对于事物的理解，进而影响人们的不同行为。其次，话语也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从话语与权力相结合的角度出发，人们注意到在国际社会中也存在的所谓的“真理”──霸权话语，它们由掌握话语霸权的国家制造并在国际社会广为传播，而其他国家的话语则受到霸权话语的排斥和压制③。而正如儒家与儒教之争一样，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文化话语权之争，是中国学术界对于强势西方话语的反抗。

　　同时，话语权具有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的双重内涵，话语的权利顾名思义指的是在运用话语权时所能得到的利益，而话语权力则表达的是运用话语的能力和资格，是话语权的关键内核。而当话语权折射在国际舞台上的时候，与国际政治权力相结合则成为了国际话语权，其主体是各个国际行为体，而民族主权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行为主体，往往主导着国际话语权。其本质反映的是一种国际政治权力关系，它通过反映主观意识的话语来表达并运用权力，往往沾染着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因素。学界对于国际话语权的主流定义则是“主要表现在有国际意义的公共空间及非公开场合自由传播或表达与国家利益及其承担的国际义务相关的立场和主张，其反映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和裁判权”，体现了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知情、表达和参与的权利运用④。而儒家文化被称作儒教实际上就是西方强势文化在运用话语权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潜移默化和较为隐晦的改造，需要引起更多的注意，折射出的更多的是我国在国际话语权中地位的缺失。

　　（二）国际话语权分配问题

　　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的分配状况是极不平衡的。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各国在国际话语权上的平等，反而出现了强势文化对于部分弱势文化的入侵和改造。而从整体上看来，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以领先的学科研究为基础，辅以高度发达的传播手段，加之对于话语权的重视，实际在国际话语权中占有明显的主流和强势地位，部分国家如美国甚至可以说是拥有了话语霸权。

　　1.单从国际传播领域而言，国际舆论的话语主导权仍然掌握在美英等少数发达国家手中。美国的CNN英国的BBC，都拥有巨大的受众，而除传统媒体以外，网络时代的新兴媒体使得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渗入机会，从新型社交网络到上映的好莱坞大片，无不折射出西方文化强劲的冲击力。

　　2.当今主流的国际华语及其概念亦大多是由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家或者研究者率先提出的。如文章提到的宗教概念及其定性，都是从西方引入。而包括民主人权平等在内的携带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印记已强势进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3.而除了商品、资本、技术设备等这些外在物质方面的优势外，西方在国际话语权角逐的优势还表现在因其长期掌控国际政治经济主导权而获得设定国际话语议题和内容等内在能力方面。议题设置与话语应用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西方国际话语权优势及其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进而对于议题的评判标准及裁决标准，西方也就不免于拥有压倒性的优势⑤。

　　三、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境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在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⑥。中国所经历的一切以及所谓的代表着世界发展潮流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似乎是背道而驰，也即是走向那些东方主义者所认为的衰败。在东方主义者眼中，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各国只有走上一条同西方一样的道路才能最终走向繁荣富强，而文化也不例外，他们眼中的中国文化也是落后的，对于中国他们也从自己的角度去描述，而与事实相符否则有待考证，除此之外，西方著作对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往往染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而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近现代的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实质上处于一种被剥夺的时期，而使得当代中国在重建自身话语权的路上困难重重，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改革开放后对于国际事务和自身国际形象的高度重视，使得当代中国进入了一个话语权意识觉醒与国际话语权博弈时代。近年来的经济迅速发展与综合国力的快速提高并没有使得我国打破国际话语权的窘境，中国在话语权的国际竞争中仍然存在着以下困局。①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国际话语权的强势地位的形式不会改变，而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的情况难以在短时间内被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的和为贵与中庸思想，一定程度使得我国缺少国际话语权的竞争意识，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西方国家积极主动的进攻态势。同时，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这段时期正是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时期，奠定了其国际话语权的强势地位。②“与世界接轨”带来的话语困局。跨入21世纪后，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积极融入国际舞台，这项举措在给予了我国发展的强大动力的同时，也使得西方话语大量融入并被广泛接受，而学术界也随之兴起了一阵西方热，纵观学界风头正劲的话题，多数是源于西方，无论是文章所说的儒家宗教性质之争，亦或是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是植根于西方的土壤发展起来的。正因为采用的是西方的概念、数据、话语和逻辑体系，而往往容易陷入人家的话语和逻辑圈套之中，可想而知的是，在采用大量西方话语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我国也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陷入了一种尴尬局面⑦。③需要注意到，中国国家形象在长期西方文化中已经被固化，但这种固化的形象与真实的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存在不一致性，与中国期望产生的国家形象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要想打破这些存在已久的固化形象也就是需要重新对我国文化进行解构，而这一解构过程也需要长期的努力，实现解构的这一目标困难程度更是与我国当前的话语权能力不一致的。综上所述，我国竞争国际话语权之路道阻且长，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实现目标。

　　四、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出路与对策

　　在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的今天，掌握文化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刻不容缓。首先，掌握文化话语权有助于为我国营造良好的国际形象，树立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为经济建设创造更好的条件；其次，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最后，这更是与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文明需要的要求相符合。然而，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在全球化进程与多种文化冲击下，中国获取文化话语权的出路为何？

　　（一）最根本的是需要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提高我国综合国力

　　国际话语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重要体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一国的国家实力，缺少国家实力的支持，很难想象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真正做到“说话算话”。

　　（二）要发展基础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提高话语的质量和水平

　　之所以构建中国自己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概念和话语，是因为话语权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话语本身的，不同内容和质量的话语会产生不一样的话语权力，而一国能否引导国际话语则依靠的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软权力等新概念，都首先是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家和思想家的产物。中国输入了像“宗教”这样大量的西方概念和话语，而极少输出概念，这本身就将导致话语权的不平衡。

　　（三）赢得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是需要建立起一套基于本国传统文化的，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内涵的中国核心话语体系西方话语之所以有强大的竞争力其原因在于它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体现其核心价值观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而与之相反的是，在我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我国过多的接纳了西方的话语体系而忽略了本土价值观的建设，这样就会导致的是我们的话语与话语之间无法形成价值统一、逻辑连贯的话语体系，更无语与发展历史悠久的西方话语体系进行竞争。因而，建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话语文化体系，是帮助赢得国际话语战争的关键。

　　五、结语

　　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质之争的学术问题进行探讨，我们得到了它其实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伪命题这一结论，从而引发了对于话语权的思考。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给新兴民族国家带来的发展的大好机会，但开放的同时无法避免的将会遇到外部文化入侵、本土文化萎缩的情况，如何真正的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民族复兴，提高国际话语影响力，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应当说，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时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我们应抓住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趋利避害，摆脱国际话语权困局，真正实现富国强民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