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往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基本上是把国家与社会作为整体讨论，遮蔽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随着国家主体和社会主体活动场域的变化而变化，整体上呈现为互渗中的动态边界关系。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社会治理只适用于特定的场域，在其他一些场域，则或适用统治，或适用自治。

　　关 键 词：统治 /治理 /自治

　　统治是基于权力垄断的社会管理，治理是基于权力分享与协商的社会管理。自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治理的思想后，统治一词或作为治理的对立面遭遇批判，或作为一种落后的社会管理方式被遗弃，治理似已成为唯一具有时代性且可行的社会管理方式。果真如此？本文试图在解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国家与社会：互渗中的动态边界

　　已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无论是洛克 (John Locke)的社会先在论，黑格尔 (Georg W.F.Hegel)的国家先在论，还是马克思 (Karl Marx)的社会决定论，抑或是亚当·斯密 (Adam Smith)的守夜人论，以及市民社会论，其研究都内设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即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这一基于现代性思维方式的二元内设至今没有受到质疑。进一步分析这种二分前提的前提，则会发现“国家—社会”二分的基础是国家与社会场域实体论，即把国家与社会作为两个场域，而这两个场域是一种实体的存在。

　　这样的逻辑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两大倾向。一是把国家与社会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在一些研究中强调国家、社会两大要素，形成“国家—社会”二分的研究范式，进而在此基础上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般的、整体性的思想。另一些研究则在此基础上加入市场要素，形成“国家—市场—社会”三分的研究范式，进而在此基础上讨论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形成“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一般的、整体性的思想。二是把国家与社会作为实体场域进行研究，在一些研究中则加入市场这一实体场域。在整体和实体化国家与社会研究的基础上，这些研究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和相互制衡，并构建了多元主体并存互构的治理思想。但这种研究缺少分殊的视角，缺乏事件及发展过程的视角的不足亦十分明显。如果在整体与分殊、场域、事件、发展过程中来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我们会得出怎样的研究结论？笔者试图对此进行讨论。需要说明的是，笔者非常认同“国家—市场—社会”三分的研究范式，但鉴于本文的目标，在此仅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由此逻辑形成的制度安排。实质上，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对讨论国家与市场关系模式、市场与社会关系模式也具有适用性。

　　就社会学的意义上看，关于国家与社会分离及其张力的思想主要来自于市民社会的理论。市民社会是一个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概念。《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市民社会 (源于拉丁文 civiliss societas)一词在 14世纪开始为欧洲人采用，其含义则是西塞罗在公元前 1世纪提出的。它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状况。”①最初人们用它指与野蛮社会相对立的文明社会，即城邦国家，自然也把它等同于公民社会。在十六、十七世纪，洛克等人仍然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不过他们把其对应的概念设定为“自然状态”，市民社会是指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公民社会。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形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是指“需要的体系”和“私人利益体系”。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内容发生了分化，一些学者仍然在近代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还有一些学者如葛兰西等人则把市民社会规定为文化社会。约翰·基恩 (John Keane)认为，市民社会“指的是一种理想的、典型的社会形式，描述、展望了受到合法保护的、既复杂又生机勃勃的非政府机构。它们倾向于非暴力、自治、自省，并与‘陷害’、压制、左右他们活动的国家机构关系紧张。”②这种研究实质上仍然是在把国家与社会视为整体，作为实体性场域基础上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问题在于整体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在实践活动中，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不是整体的，国家呈现为各类国家主体的活动，社会也呈现为各类社会主体的活动。在不同的活动、不同活动所构成的事件以及活动所展开的场域中，国家主体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它们或是相互分离，或是整合为一体，构成多元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