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几篇文章中，我们分析了美国和德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可以看到不同西方国家在相关制度安排的具体形式上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根据前述韦伯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方法，可以抽象出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两种基本模式。

　　“英美模式”和“德法模式”是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安排的两种理念类型，具有相异的理念和迥然不同的制度形式

　　尽管“英美模式”和“德法模式”都基于前述西方文明“救赎”和“求知”的两大超越传统，英法德等国在中世纪时期的社会形式也有很大的相似性，但这些国家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由于信仰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历史际遇的差异，对于人权、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的理解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区别，不同西方国家所产生的制度模式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制度形式也迥然有异，“英美模式”和“德法模式”的主要区别有如下几点：

　　第一，宗教信仰的差异，“英美模式”中新教传统占据优势，“德法模式”中天主教传统具有重要影响。新教传统与天主教传统相比，在信仰活动中更为强调个人直接与上帝的沟通，而非完全依赖层级制的教会系统，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宗教改革就是由天主教传统向新教传统的变革。虽然“英美模式”和“德法模式”均建立在现代意义上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但“英美模式”与“德法模式”相比，更为注重个体的权利，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界限更为明确，这点也反映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上，“英美模式”更强调个体与不同层级的治理主体直接打交道、且不同层级治理的互相分割和独立；而“德法模式”下不同治理层级则更注重互相协商和互相依赖。

　　与此同时，也不能简单地将宗教信仰传统与制度模式完全划上等号，首先天主教与新教只是非常粗略的划分，其下的具体宗教分支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各自所秉持的理念也不能仅凭对个人权利的重视程度加以截然区分；其次宗教信仰与制度模式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千万不能认为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就一定会有怎样的制度模式；或是要有什么样的制度模式，背后就必然要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但我们在讨论西方国家具体制度模式时，应该充分注意到其背后的宗教信仰因素对产生制度模式差异的重大影响。

　　第二，对现代价值观念理解的差异。在对西方国家现代化转型产生重要影响的启蒙运动中，有几支主要的传统，一是以休谟、洛克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传统，在认识论上他们更为注重经验主义、人类理性的局限，在政治理念上则更强调保守主义、个人权利和自由，倡导“消极自由”和“低调民主”；二是以卢梭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启蒙传统，在认识论中他们推崇人类理性的无限扩张，在政治理念上更强调激进主义、社会平等和公正，倡导“积极自由”和“高调民主”。三是以康德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启蒙传统，它深受前两种启蒙运动的影响，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前两种启蒙运动的特色，从哲学层面看，德国启蒙传统既是前两种启蒙运动的继承者，也是它们的集大成者。在康德那里，真正在理论上奠定了人类信仰与理性两分的基石，确立了各种现代价值的哲学基础。此外，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也是德国启蒙传统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想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