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的气候和环境史研究表明，1300—1850年间欧亚大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寒冷时期，美国地质学家弗朗索瓦·马瑟斯将之命名为“小冰川时代”。“小冰川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突发事件多发时期，其中1645—1715年，即“蒙太极小期”（又称“太阳活动极小期”）又尤为突出。受全球寒冷气候的影响，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中东、西北欧直至伊比利亚半岛，到处是饥荒、疾病和战争。因此，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将之称为“17世纪的全球危机”。在帕克的论述中，17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内战和革命是一个典型例证。英国社会史学家史蒂夫·欣德尔则认为“1647—1650年的收成危机”推动了英国革命的深入。但是，英国的农业史学家，如马克·奥弗顿、理查德·W.霍伊尔反对这种简单化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气候变冷只是一种挑战，如果应对得当不仅可以降低其危害，还可以产生某些积极影响，如新的农业技术发明。事实上，至少在17世纪90年代气温最低时期，英国不仅没有出现食物匮乏，还成为纯谷物输出国。在2017年春季的《跨学科历史杂志》上，西班牙环境和经济史家恩里克·特略等人撰文指出，英国的农业革命恰恰发生在“蒙太极小期”。虽然这一时期的技术发明，如通过多施肥抵消寒冷造成的有机物分解缓慢的影响只是权宜之计，但是一旦人们发现新技术能带来粮食高产，它们就会被保留下来，即使气候回暖也不会改变。笔者不否认气候变化对英国农业技术改良的刺激作用，但不宜夸大。事实上，英国农业革命在“蒙太极小期”到来之前已经开始。

　　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是欧洲饥荒的高发时期，英国也未能幸免。1587—1588年、1597—1598年、1622—1623年英国都曾发生过饥荒。1623年，英国西北部饥荒最严重的坎伯兰郡和威斯特摩兰郡有饿死人的现象。同年在东密德兰的林肯郡，穷人因为市场价格太高买不起粮食，不得不屠狗宰马充饥。即使英国的“粮仓”诺福克郡也受到影响，穷人不得不吃替代食物。当地治安法官报告说，穷人制作面包不得不在大麦面粉里加进荞麦，但因“不适，厌食之”。但是，安德鲁·B.阿普尔比对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饥荒的开创性研究表明，同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相比，英国率先走出了饥荒的阴影。他认为，1650年以后英国再也没有发生过饥荒，而法国却在1661—1662年、1693—1694年、1709—1710年遭受了更大规模的饥荒。法国学者将之称为“17世纪晚期的危机”。此外，英国的饥荒是局部的，真正法国式的“生存危机”只存在于英国的西北边区。这里保留着传统的小农经济，没有充分整合到正在形成中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因此当饥荒来临时没有能力从外部获取所需的粮食。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组通过对保存完整的404个堂区的葬礼登记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证实了阿普尔比的观点。

　　那么，英国为什么较早地摆脱了饥荒，甚至几乎没有受到“蒙太极小期”寒冷气候的影响？目前主流派的观点归因于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有效的社会政策。英国王室政府在饥荒年间干预谷物市场有很长的历史，但是经过都铎王朝的“政府革命”，这种干预变得更经常、也更有效率。政府的政策包括平抑谷价、打击囤货奇居的投机商、禁止谷物出口并组织谷物进口等。1596年10月至1597年3月英国灾情初现，就有11万夸特谷物从波罗的海运抵伦敦。这一系列政策的背后是对消费者特别是穷人生存权的关护，因此英国史学家将之称为“道义经济”。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济贫法》的颁布和实施也有重要影响。《济贫法》包含三要素：为老弱病残者发放津贴；打击身强力壮的流浪汉；安置穷孩子学徒。早期都铎王朝出于对社会秩序的担心，将济贫的重点放在打击流浪汉方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到救助老弱病残者和安置穷孩子上。而后两类恰恰最容易成为饥荒牺牲品。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仅埃塞克斯郡在17世纪30年代就安置了6000个穷孩子。据笔者对斯塔福德郡治安法官《季会卷宗》的研读，发现当地政府与其说是安置穷孩子学徒，不如说是让他们寄居就食，以至于不事生产的乡绅家庭也被强迫接受学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