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一份由欧、美、日学者共同组成的三边委员会发布的题为《民主的危机》报告指出，由于民主制度所具有的内在缺陷，西方社会的民主政府几乎已经丧失了履行职责和发挥功能的能力，民主无法以自我维持和自我均衡的方式运行。对于民主政府的要求在增加，而民主政府的治理能力却停滞不前，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社会显露出来的民主统治能力的主要困境。

　　历史惊人地相似。40年之后，西方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张力再次凸显出来。在西方社会遭遇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民众诉求面前，西方民主政府又一次面临着难以应对的困境，西方社会正在变得无法治理。

　　西方民主遭遇治理危机

　　近年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一再爆发，且一次比一次强烈。在危机面前，西方民主政府的应对捉襟见肘，举步维艰。严重的债务危机、财政紧缩导致政府关门，而愈演愈烈的社会运动和街头政治也使得政府难以招架。一度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坚实基础和中流砥柱的中产阶级，也开始因对民主政府失去信心而走上街头抗议。

　　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的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持续的经济繁荣催生了一个个高消费、高福利社会。高福利社会反过来刺激了民众的高要求，西方各国政府以借债的方法来迎合选民。然而，在今天，由于金融取代实体经济而成为主导产业，实体经济不断萎缩，经济结构陷入失衡，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退。结果，政府在医疗、教育、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保障、社会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方面的供给出现短缺，民众普遍不满、社会矛盾尖锐。在所谓的自由竞争市场中，社会资源配置不平等加剧，贫富分化严重，阶层固化明显，中产阶层利益受损且队伍萎缩。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经警告，当代美国的社会流动、国民收入和资源分配处于两百多年来“最糟糕的时期”。

　　对此，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几乎束手无策。囿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观念，西方政府很少主动纠正市场经济带来的缺陷，即便有心，也在党派、利益集团的绑架下对所面临的公共问题无从下手。在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面前，西方政府和社会日趋保守，在国际贸易、移民、宗教等问题上排外主义心态加重。在极端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引导下，民众目光短浅，缺乏共识，对异质文化宽容度低，社会群体冲突、部族冲突层出不穷。

　　西方民主制度的健康状况比看起来更糟糕。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民主已死？》文章中指出，民主让我们过于自负。尽管民主的价值是正确的，但民主制度无法兑现这些价值。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国家、企业、社会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些变化，民主制度显得迟缓、官僚而又脆弱。导致人们对民主政府大失所望的真正原因是，人们认为生活中迫切需要的改变迟迟没有发生。民主体制光给投票权是不够的，还需要收获实实在在的成果。然而，目前民主制度却没有做到这一点。美国学者福山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中也指出，制度的稳定性正是政治衰败的根源。当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固化、得势精英用权力阻挡变革、维护自身地位，以及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愿改变现状并对改革充满抵触时，制度便会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逐渐走向政治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