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五四运动的纪念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可以说，五四运动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朱志敏曾在2006年发表文章《八十余年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中对国内五四运动研究的状况做了详细的梳理。近年来五四运动研究有了怎样的进展？记者就此采访了朱志敏。

　　朱志敏表示，近十几年来五四运动的研究成果仍很丰富。一是思想文化依旧是重点，出版了若干专著探讨“五四”思想的内涵、轨迹，及其与政治、社会、文化并前后历史发展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整理国故”等思潮的缘起、特征，及其与个性解放、自由主义、民主科学、社会改造、群众运动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了细致研究、梳理。一个新的共识是当时所谓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不同见解之间关系错综复杂，都在回应时代需要，探讨中国进步之路。

　　二是视野范围加宽，除继续辨析五四运动的性质和精神之外，不少人从社会转型或现代化视野探讨“五四”的贡献或不足，如民族主义的文化建构、公民意识建构、学术转型、教育、出版、女子解放、话语形态特征；从社会学或社会史视野考察知识阶层的生存状态、文化与政治社会改造运动的关系、学生运动的群体行为、群众运动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派别观点人物的意见分歧和交谊；从中西对比中考察启蒙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理性缺欠等。已往关注不多的《甲寅》、《学衡》、《改造》、《评论之评论》等刊物，杜亚泉、张东荪、高一涵、陶孟和、钱玄同，以及蒋梦麟、梁启超，乃至吴稚晖、梅光迪、舒新城、汪精卫等人物与五四运动或思想启蒙的关系，不仅进入研究视野，而且有了深入挖掘。此外，有人注意到后世的学者较多关注“运动”结果而不太留意过程，重视“运动家”们的思想主张而忽视其“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而夸大了五四运动影响，依据史料揭示五四新文化“如何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被运动起来”的过程；或以传播学的“中心”“边缘”概念分析《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澄清后人对历史的“变异”理解。有人梳理了五四运动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解读五四话语系统”的形成，或揭示了后人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五四运动中产生影响的不同解读。所有这些，都推动了“五四”研究的深入。

　　朱志敏认为，当前五四运动研究存在两个涉及学术规范的问题。一是研究者水平参差，对于五四运动这样一个研究多年、积累丰厚，问题复杂的课题，不下番苦功，了解前人成果，阅读大量资料是做不好的。一些人为写文章而写文章，或为某种宣传借题发挥，或为标新立异以求速达，都无法真正进入科学研究的殿堂。这一点多针对初出茅庐者而言。对于一般学者来说，要讲究学者风度和学术风范。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问题要从了解前人成果和掌握相当的第一手资料出发。二是不尊重他人成果。独创的见解，一定是在充分了解已有成果见解的基础上，根据新资料、新方法，从新的角度提出来。有许多人写文章不谈前人的观点，不引前人的成果，好像一切观点都出自个人思考，所引用的一切材料都是自己发掘所得，结果可能出现“‘复制’重构”的观点雷同，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有人说文章若引用他人的观点或材料，会显得自己功夫不足，水平不高。其实，只有引用他人成果，才显示自己的研究“预”了学术之“流”。这里面有学术规范问题，也有学者的学术良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