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黄侃（1886—1935）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国学大师。生活上，他不拘小节，以酒代饭，遇到意见相左之人，则鄙而讽之；问学上，他又严谨异常，不敢稍失尺寸，量力而守法度。观其一生，可谓“率性而活，谨慎而学”。

　　1886年4月3日，黄侃出生于成都金玉街三道会馆。父亲曾任清末四川盐茶道、按察使等职，家境殷实。黄侃幼承家学，颖悟过人，七岁时即作诗“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颇得长辈嘉许。无奈十三岁丧父，家境渐衰，遂四处求学。黄侃性格活跃，思想敏捷，又常忧时局，对民主思潮颇为推崇，救国之志，溢满胸间。青年时期的黄侃，曾积极参加日本同盟会，撰发革命檄文，尔后又在家乡湖北筹组“孝义会”，出版《大江报》，极力鼓吹民主革命之必要，险入清廷之狱。

　　革命受挫后，黄侃旅住上海，转而潜心问学。1914年，黄侃受北京大学之邀，讲授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讲义有《文心雕龙札记》、《诗品疏》、《咏怀诗补注》等。1919年后，黄侃又先后转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地。1928年南下金陵，任中央大学教授，开设说文、尔雅、诗经、文选、文心雕龙、训诂学、史汉、词选诸课，并筑室九华村，自号“量守居士”，取书斋名为“量守庐”。

　　黄侃治学勤勉，精于思考，每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遇小事，弁急不能忍晷刻，然其为学，严定日程，贯彻条理。所治经、史、小学诸书，皆反复数十过，精博孰习，能举其篇叶行数，十九无差忒者。”他重师承，但不墨守师说，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自警。南下金陵后，黄侃虽名声甚旺，又身体虚弱，但仍致力学术而不倦，“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他继承了清代朴学家的传统，先扫语言文字之障碍，视“小学”非工具而为一门独立之学问，力求发掘其本身的由来与规律，并赋予语言文字学以新的学科概念。

　　黄侃为学，最讨厌学者慕浮名而弃实学，重著述而轻习研。仅《广韵》一书，黄侃便循回往复，无虑数十百遍，并综合清代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至章太炎等人之说，运用大量文献材料，综合排比，定古声十九类、古韵二十八部之目，集乾嘉以来之大成。他把声、韵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精密的上古声韵系统，这在汉语音韵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标志着清代以来古音学研究取得的最大成就，达到的最高阶段，为后学者指出了一条新路并提供了新的方法。钱玄同与黄侃同居于章太炎门下，亦精于声韵学，认为黄侃所定声类、韵类证据确凿，可为定论，遂不用章师所定古韵二十三部，而改从黄侃之说。

　　无奈天不假年，49岁时，黄侃因饮酒过度伤及胃肠，英年早逝，其鸿篇巨制，多有未及撰成。综其学术，黄侃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创见颇多，且自成一家。所治经学，以汉注、唐疏为主，然亦不慢宋儒，尝言《四书集注》文字精洁，迥非清儒所能及。他以音韵、文字为训诂之工具，使三者成为不可分割之整体。尤其是他对《说文》的研究，极为精湛，写心得批语达数十万言；对历代名家诗、文、词，如《文选》、杜诗、李义山诗、北宋诸家词均有深入研究；对古代散文、骈体、古近体诗、词均亦颇擅长。

　　日常生活中的黄侃，素性狂傲，拓落不羁，但求一个“真”字。他言语机智幽默，风趣之中潜隐刻薄；他为人秉持真情，从不趋炎附势，被视为北大“怪才”之一。他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两人“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他对胡适的西学以及白话文极不认同，每见胡适，便讥而讽之，弄得胡教授常常下不了台。对黄侃来说，与其推崇“君子和而不同”，还不如“率性而活”来得痛快。

　　但黄侃对自己所推崇的人物，每每敬重有加，恭顺备至。1915年，其师太炎先生曾被袁世凯幽禁于京城，黄侃闻之，毅然前往，终日侍奉太炎左右，问学之余，尽全力以解太炎心中之幽愤。北大期间，唯有一人，他坚持以礼相待，即经学大师刘师培也。

　　率性而活，并活出生命的坦然和自在，是黄侃的生活信念。所谓细行琐德，黄侃概而鄙之。略读《黄侃日记》便可看出，黄侃的爱好极多，麻将、围棋、咖啡、香烟，等等，均为黄侃之所爱。闲暇之余，他要么邀友小赌，一旦有三五友人小聚，便捧出麻将，“遂博至夜”，然后又自责“日事蒱博而废诵读”；友人少了，便下围棋，“手谈至乐”，且常常“自晡达晓”。至于咖啡、香烟、美酒之类，更是他每日夜读的必备之物。在所有这些爱好中，黄侃最迷恋的还是酒。不论品牌，不论质地，只要是酒，都是黄侃的钟爱，“每餐豪饮，半斤为量”，几近“酒痴”。酒给了他灵感和忘忧之乐，也给他带来了灾难和痛苦。因为常常醉酒，其妻时而好言相劝，时而硬语相胁，以至于两人常常发生争吵，但黄侃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将妻视为自己的“附疽之痛”，弄得琴瑟不谐，令人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