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的抵制日货，在1919年重新掀起了浪潮。这年，战胜国在法国缔结了凡尔赛和约，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被迫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史称“五四运动”。

　　这一轮抵制日货，由拒用日本银行票据，从日本银行撤走资金开始。随后，蔓延到所有日本商品。

　　西方媒体和研究人员都注意到，中国的学生团体第一次在这样的运动中扮演了推动和领导角色。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时说，中国正在觉醒，学生们成为“运动中的警察”，监督商店和小贩、破坏日本广告牌等。学生们的公告栏上，堆满了草帽、雨伞、热水瓶以及从行人那里收缴的其它日本商品，西方媒体将此形象地称为“草帽战”。这些还算“温文尔雅”的抗议活动随即被学生们放弃，更火爆的集中烧毁日货行动，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广，运动迅速扩展到商人、商会、手工业者、劳工等各阶层。

　　五四运动与此前的抵制日货不同，带有了更激进的暴力色彩。学生们在北京痛殴亲日官员，甚至放火焚烧其住宅。而在海外，如新加坡等地，当地经营日货和为日方服务的华侨纷纷收到匿名恐吓信，警告他们与日本断绝关系，一些日本商人的店铺也被捣毁，激进的华侨青年甚至与当地警方发生流血冲突，造成4人死亡8伤。日货在新加坡的销售量比往年同期减少七八成。暹罗（泰国）华侨号召动用各种手段，包括武力手段抵制日货，因此与暹罗政府多次发生冲突。暹罗的日货进口额锐减为上一年度同期的一半。

　　五四运动在7月份达到高潮，日本对华出口几乎断绝。但令人容易混淆的是，1919年全年的日本对华出口额却比1918年增长了3%，这一“怪现象”是由于中国总体进口额急剧增长，从日本以外的其它国家进口额增长了26。6%，是日本增长率的7。6倍。

　　抵制日货在随后两年的成效更为明显。1920年，日本对华进口额比1919年下降7。2%，损失高达2915万美元，而其它国家的对华出口却增长33。3%。

　　1921年，由美国建议，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的代表团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以解决列强之间在《凡尔赛和约》中未能解决的海军力量对比和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完善世界和平体系。中国问题是会议中心议题。会议期间，中日经过谈判，于次年2月4日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附约》，日本交还从德国手中继承的胶州租借地，但仍保留许多特权。2月6日，与会各国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公约》）。

　　这期间，抵制日货的运动继续开展，1921年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8696万美元，相当于192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9%。同期，中国从其它国家的进口则增长30%以上。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说明从1919年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无论中国付出了什么代价，都已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贸易、航运和工业方面的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抵制日货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给予了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中强大的民意支持，促成了山东的回归。

　　在华的西方媒体，普遍将中国的抵制日货看作是有效的经济武器。在“九·一八事变”前的各次抵制运动中，日本的出口严重依赖中国市场，尤其在1921-1927年期间，对华出口（包括香港）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28%，中国抵制日货会迅速伤及日本经济的筋骨。而反过来看，中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减少对外贸的依赖，更不依赖日本，因此，抵制日货或其它洋货，对中国经济自身的伤害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