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3日中午12点多，在贵州剑河，因建三板溪水电站而改名为仰阿莎湖（原清水江）的沿岸深山中的一个村子里，已经停电2天，靠蓄电池还维持电源的手机突然传来李炜的短信：“陆学艺老师今晨于北京病逝，不胜哀痛。”这怎么可能？5月7日还和宗剑电话约定，5月17日安顺见面时要向他核实一下正在手上写着的今年8月31日陆老师生日纪念文章中涉及的一些早年细节，宗剑告诉我，上周他和陆老师一块吃饭，老头子精神好得很，后天他要参加陆老师《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一书的发布会。我9日离开家时，书桌上还放着下乡回来要接着写的与陆老师相关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以上提到的，高鸽老师去年6月在温州百村调查协调会交待给我的任务，今年5月底之前交稿；另一篇是6月底山东百村调查新一轮启动会上的发言稿，半个月前高鸽老师在电话中叮嘱一定要好好准备，这是陆老师点的名。

　　我一下子僵直地站在路上，大脑一片空白。手机响起，是春光的电话，春光哽咽着：“我们刚把陆老师送到海军总医院的安息室。”电话提示来电，是宗剑的，不忍让他说出口，抢先告诉宗剑“我知道了。”电话两端，我们泣不成声。

　　烈日当头，空落的村庄一片死寂，我窘坐路边。懂事的学生小夏说她先去告诉昨夜约定，专程从地里回家等候我们的村妇女主任，推后半小时访谈。访谈前给李炜回一短信“知，无法言语”。之后三天，我们的调研在风雨交加与时断时续的来电中继续进行。我想，完成调研任务，是陆老师所希望的。之后，19日如期在八宝山为陆老师送行。返筑20日上完课后至22日凌晨，我一遍又一遍翻看中国社会学网站滚动悼念陆老师平台上不断增多的文字，从中，去沐浴陆老师给予这个社会的温暖、慈祥和无边无际的大爱；去寻找这棵大树倒掉后在知识阶层中突然增多的关于理性担当和韧性坚守双重难题下自我反思的潮动；去感受一如他往常般博大、深邃，饱含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担忧和期许，看着我们的双眼……就这样，让情感和思想宣泄……40多个小时后，我才得以继续书写。因为在潜意识中我害怕一个魔咒，这是一个朋友知道我去北京向陆老师告别时电话中说的：“我们这个民族很奇怪，往往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就会有一个精神性的人物突然离去。”确实，为此我也该加快写作的速度，将我所知道的陆老师如实地讲述出来。

　　一、“百村调查”课题引出的缘分

　　初见陆老师，是在2001年进京参加百村调查课题正式启动后的第一次学术研讨和工作协调会上，但在此之前，我与他有过两次未曾谋面的交集。第一次是1984年，为承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一个重要课题，专程赴京到“发展组”接受相关培训，其中的学习材料就有陆老师与王小强最早合作的《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关于甘肃省包产到户问题的考察报告》，可惜当时只见到王小强，陆老师则因奉派到山东陵县挂职调研兼县委副书记而失之交臂。第二次是2000年，陆老师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大课题在贵州选点调查，结果选中了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带队负责人之一的王春光通过宗剑的介绍，将我融进了这个大团队，我有幸为之作了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本不足道，但就因此机缘，才有了后来承接“百村调查”课题，并终于得以走近和亲炙陆老师学人风范和教诲的诸多机会。

　　那次为期40多天调查结束后，我执笔写出了一份4万多字的专题报告，成为陆老师主编、于200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的诸多实证基础材料的一部分。此书出版后虽一度被停印，但作为第一本以实证调查作支撑的反映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及阶层变动的大型综合报告，本书的研究结果及其所发出的警示，还是在思想界、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持续的关注。针对此，陆老师多次说过：“我们就像一只早上打鸣的鸡，叫早了让人讨厌，叫晚了却是失职。早作准备，再钻研打鸣的合适时间，是社科研究人员需要具备的一种特殊素质。”

　　就在镇宁课题调查结束后，春光无意中说起，由陆老师主持的另一个大型国情调查项目——“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也正准备开始启动，问我会不会感兴趣，如果有兴趣，也可考虑申报一个村。

　　中国百村调查，是继陆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主持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协调的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之后又一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大型调查研究项目，其目的是为了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研究，特别是为了加深对正在处于激烈变迁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和研究。和“阶层”项目一样，百村调查的村级子课题没有经费，但安顺师专上世纪80年代参加过发展组课题的老人马力主承接。由此，一个以青年教师为主的“中国百村调查——九溪村”课题组成立了。申报书很快获批，课题也边找钱资助边开始实施。2001年11月，百村调查第二次研讨、工作会议上，陆老师听完我们的课题进展汇报后，表扬道：“21世纪了，还有学生老师50多人自己打着背包进村调查的，这就是一种精神。我知道发达地区找钱做课题不难，但西部地区就是大问题了。你们有了一个好的开头，要坚持做下去。”当场点王春光的名，要他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

　　这次工作会上，陆老师关于将村庄研究从“资料性的学术专著”定位于“学术性的资料专著”的学术指向，使我们的结题报告提炼出与“农村社会公共空间”密切相关的“乡民社会”的“专题研究”意识；陆老师关于“关注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的细节”的思想，成为我们结题报告以“材料详实”著称的内在品质；陆老师倡导的“中央”团队与地方院校团队合作的调研模式，迄今已持续了13年；而这次研讨工作会形成的研究机制，即在总课题学术和组织平台上，各子课题团队间的深度互动、研讨模式，还促成了2012年温州百村工作会议上商定、温州党校百村课题组开题前到贵州安顺与原“九溪村”课题组进行交流的动议。

　　“屯堡乡民社会”作为中国百村调查正式调查启动后的第一个报告，总课题组审核通过后，我们却没有经费出版。陆老师从仅开一次全国性课题协调会就要花几万块，而在陆老师计划中至少每两年就要开一次全国性的课题研讨会和工作会的35万元总课题经费中，拿出经费补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屯堡乡民社会》并高兴地为书写了序。这对于地处西南边隅一个地方师专的无名小辈们来说，其鼓励与鞭策是难以言表的。陆老师出钱是要办大事的，他说，你们的研究仅仅才是开始，要盯住这个点，20年、30年地坚持下去。有一次谈到乡村研究中社会学与人类学互补的研究视角时，我说《屯堡乡民社会》还真让人类学界的不少学者视为一本很好的民族志。陆老师说这就对了，你说费老的《江村经济》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陆老师真敢比，我想以后我们对深入实际调查后写出的“报告”的自信，就是这样让陆老师给“浇灌”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