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loration into the Poli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Dissertation of Marx

　　作者简介：朱学平，男，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江苏 南京 210093，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重庆 401120，从事马克思和西方政治哲学、法哲学研究《求是学刊》(哈尔滨)2014年第3期 第25-35页

　　内容提要：马克思曾言，其博士论文对希腊化时期伊壁鸠鲁等三派哲学的研究不仅是出于“哲学的兴趣”，更是出于“政治的兴趣”。这种“政治的兴趣”不在于现实的政治批判，而是在于实现自我意识哲学的实践转向，确立自我意识哲学的实践本质，并为创造新的历史时代奠基。

　　Marx once says that his dissertation on the study of the three schools represented by Epicurus in ancient Greece is not only out of "philosophical interest",but also "political interest".This "political interest" does not lie in the political critique of the reality,but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actical turn of philosophy of self consciousnes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actical nature of the former and the founding of a new historical era.

　　关键词：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实践政治/Marx/Young Hegelians/self consciousness/practical politics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1BKS003。

　　无论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本身，还是他为《博士论文》而做的笔记，即《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国内学界的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对于其《博士论文》，马克思后来曾经给出过简要提示：“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1](P527)从马克思的这一提示可知，他的《博士论文》既有哲学的兴趣，更有政治的兴趣。马克思后来为出版而写的新序言也暗含了这层意思。该序言删除了“由于从事目前更具有直接意义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著作”这样的话语，将其改为“鉴于我正在从事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研究”[2](P103)。显然无论是“从事目前更具有直接意义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著作”，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研究”，均表明其《博士论文》是一部“更为间接的”或者“另一性质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或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不尽相同的说法中，马克思均将“政治”置于“哲学”之前，表明政治的分量更重。

　　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含义，不能脱离当时普鲁士的政治现实，更不能离开当时马克思所属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发展。因此，下文先从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的现实和思想背景出发，通过对《博士论文》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笔记》的分析，揭示其中蕴含的政治意义。

　　一、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现实和思想背景

　　众所周知，马克思1836年转入柏林大学之后，开始逐渐与柏林的“博士俱乐部”接触，其思想也由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转向黑格尔哲学。[3](P5－17)而在他转向黑格尔哲学到他撰写《博士论文》之间的这一时期，是普鲁士政治风云突变的时期。在这几年中，普鲁士当局日益左转，保守的宗教势力和宗教思潮重回主流地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压导致黑格尔学派内部急剧分化，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逐渐形成，其所遭受的压迫也日益严重。之前，施特劳斯因为批判基督教而被解除神学教职，鲍威尔1839年也因为发表《亨施腾堡先生书简》无法在柏林立足，只有在亲黑格尔派的普鲁士教育部长阿尔滕施泰因的亲自调停下，才得以转往波恩大学继续任职，但他在波恩大学神学系也遭到保守师生的敌视。

　　对于当局的政治高压，青年黑格尔派除了奋力反击别无退路。一开始，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还主要集中在宗教批判，批判的锋芒直指宗教、教会和保守的宗教思想家，但不指向基督教国家本身，如鲍威尔本人在《亨施腾堡先生书简》中批判亨施腾堡，科本在《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1840)一书中批判教士阶层。鲍威尔1840年出版的《普鲁士新教国家教会和科学》一书也是批判教会，而非国家。鲍威尔在此书中希望威廉三世能够摆脱宗教的束缚(这很可能只是修辞)，将普鲁士建成一个由哲学主宰的理性国家。1841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年。他们当中的三大主力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均出版了他们重要的宗教批判著作。因此，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于1839—1841年之间的青年黑格尔派来说，“政治”的最突出的含义就是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然而，这绝非当时“政治”的唯一含义。

　　1840年7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普鲁士向更加保守的基督教国家方向发展(马克思在第一篇政论文章《论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就曾指出过这一点)，学术争论最后必然演变成普鲁士当局对批判者的打压，从而导致批判的转向，即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鲍威尔的经历就是典型。1841年，鲍威尔出版《对观福音书批判》(卷一、二)后，即遭受当局的迫害，并于次年被普鲁士教育部长艾希霍恩解职，由此导致他由宗教批判走向政治批判。鲍威尔在1841年出版的《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黑格尔的末日审判》一书中即开始倡导激进的革命理论，1843年的《犹太人问题》更是直接转向政治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