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olitics of Marx:A Response to Prof.Wang Xingfu

　　作者简介：（美）诺曼·莱文，美国国际管理研究院国际政策研究所。

　　译 者：徐硕

　　原文出处：《哲学动态》(京)2013年第9期

　　我十分感谢汪行福教授对拙著《马克思对话黑格尔》所做的引人深思的评论，以及他所付出的极大努力。他的评论在深化以及阐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诸方面的复杂关系上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也从中受益匪浅。汪行福教授的评论探讨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政治哲学上的衔接与断裂的问题。我觉得给出一个关于马克思以及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概括性介绍，能够十分富有成果地回应他的问题。我相信，通过概述马克思与黑格尔在雅典政治模式、市民社会、国家与政府这些问题上的看法，能够展示出两者的政治理论的图景。

　　一 希腊背景

　　我同意品卡教授的如下观点：马克思与黑格尔都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然而，品卡其实是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影响定位在主体性与实践哲学方面，这一思路也是正确的。不过在本文中，我要集中探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伦理学方面。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他区分了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与家庭动物(zoon oikonikon)，或者说作为政治参与者的人与作为经济行为者的人。在雅典城邦时代，拥有公民权的人数被限制在约25000人左右，而这些人享有一切民主权利。对一个公民来说，他很有可能同时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积极参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男性)公民享有双重权利的这一事实形成了心理与社会一体化的基础。这个(男性)公民不会遭受到政治与经济存在的排斥，并因此享有统一的有机的个(体)性。黑格尔极力推崇雅典人作为政治动物与家庭动物的这种统一，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将雅典式政府视作“艺术的政治作品”，并将雅典政制誉为希腊对西方文明所作的最大贡献之一。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试图重新复活这一雅典的创造，而且他的《法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让这一心理—社会—政治三个方面的和谐再次重生。18世纪的重要启蒙思想家卢梭也重新点燃了这一雅典理想，他在其《社会契约论》中再次写到了人(homme，家庭动物)与公民(citoyen，政治动物)的统一。卢梭生活在人口数量远大于古希腊的法国，他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认为一个和谐社会的存在只能从一个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活跃的个体演进而来。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卢梭的政治理论也寄托于道德预设之上：对卢梭来说，人类的自我实现只能从人格的完整性，即政治与经济介入的统一中产生出来。受亚里士多德与卢梭两人的影响，黑格尔也将政治学视为伦理学的分支。只有在人与公民的一体性(oneness)基础上，伦理行为才是可能的。故而，政治学是伦理学的分支。

　　马克思保持了这一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传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个体分裂为政治动物与家庭动物的碎片，它并没有带来统一，而是将个体分割为政治动物与家庭动物这两个断裂的部分。为了克服这种割裂，马克思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传统，并且也认可了共产主义是一种建立人际协作、互相依存的手段。

　　虽然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希腊政治哲学方面看法一致，但这不意味着二者的观点总是一致的。众多领域里的争论将两位天才区分开来，本文随后会勾勒出两者在关于国家性质问题上的不同观点。现在，我们需要注意到马克思对于黑格尔主体性概念存在着误解，这一点十分重要。马克思将黑格尔认作“逻辑—泛神论者”，因为马克思确信，黑格尔将宇宙精神(Universal Spirit)视为历史的驱动力。这一对黑格尔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黑格尔将主体意识看作历史前进的推动力。他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将主体描述为从个体自我意识到绝对知识(《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上升过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十分详尽地研究了人类的主体性以及它如何把其自身从欲望和需要的原初感觉提升到最高级的哲学和普遍意识。对黑格尔来说，正是因为主体性是基本的能力(energy)，它推动自我意识把握到自身是精神的起源，或精神是主体性行为的最终结果。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展望是基于伦理原则来断言的。随着资本主义的毁灭，随着私有财产的根除，马克思希望缔造出一个建立在互相承认原则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私有财产促使人们相互隔绝和断绝关系，马克思则预言到，财产的社会所有制会带来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与合作。他认为，一旦人们从私有财产造成的分裂状况中解放出来，生产手段的社会化将会促进相互性，或意识到个体的需要只能通过生产性的相互依赖才能实现。互相合作将会产生主体的相互承认，或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