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昌用，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刘昌用（1975—），男，山东郓城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史专业200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价值与劳动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在劳动价值论的争论中，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性和逻辑一致性受到了质疑，相应的辩护意见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正确的研究方法的表述和《资本论》的论证结构为这种辩护提供了支持。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亲身实践的并非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依据前一种研究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整体逻辑一致性是劳动价值论取舍的标准；依据后一种研究方法，实践才是真正的判别标准。

　　关 键 词：劳动价值论/方法论/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

　　一、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90年代初，谷书堂教授在其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提出了对劳动价值论的新的认识，并在他与柳欣教授合写的回应苏星教授反驳意见的文章《新劳动价值一元论》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反对传统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他们认为传统的劳动价值一元论面临现实的挑战，如果简单地把新现实纳入到原有理论中将破坏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因此，面对新现实，应该扩展理论的假设和概念的外延，把资本等非劳动要素纳入到劳动的概念中。这虽然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元方法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新的劳动价值一元论。[1] 这种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主要是反对的声音，具有代表性的是苏星教授的观点。苏星教授依据马克思经典原理逻辑上反驳了谷书堂教授的观点，认为该观点混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指出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是反映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科学理论，当前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取代。[2]

　　2001年，晏智杰教授发表了《重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文，掀起了又一轮劳动价值论的争论热潮。文章从《资本论》第一章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证入手，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暗含了三个前提：无货币居间的物物交换；劳动以外要素是无偿的；生产商品的是简单劳动。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所得到的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简单商品经济，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3] 理论界对该观点的反响也主要是反对意见。具有代表性的是卫兴华、丁堡骏和易培强三位教授分别在商榷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晏智杰教授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劳动价值论不仅仅说明简单商品经济规律，更是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是针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提出的，重点反驳了晏智杰教授所提出的三个前提，为劳动价值论做出辩护。[4][5][6]

　　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不止这两次，相应观点也有很多种，但这两次争论影响较大，双方观点鲜明对立，直指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去留问题。谷书堂教授以质疑传统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性为前提，提出扩大劳动的外延，建立取而代之的新劳动价值一元论。晏智杰教授则直接从前提和逻辑上反驳传统劳动价值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谷书堂教授如果提出了更直接切合现实，并且逻辑自恰的新劳动价值一元论，何以不能代替传统劳动价值论？晏智杰教授的逻辑推理如果站得住脚，传统劳动价值论就失去了逻辑基础，是否该放弃？这是一个方法论标准问题，讨论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该放弃，以新的理论取而代之。

　　二、维护劳动价值论的一种意见

　　对以上两种观点的反对意见虽多，但很大篇幅直接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依据，重复马克思的论证逻辑进行反驳。谷书堂教授和晏智杰教授质疑的正是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以劳动价值论为依据所做的反驳不是对问题的正面回答。在苏星、卫兴华、丁堡骏和易培强四位教授具有代表性的反驳意见中，除去有针对性地对马克思基本原理进行的再阐述之外，包含了对这个方法论问题的正面回答。

　　在进一步反驳谷书堂教授的观点时，苏星教授强调了马克思的方法，以此维护传统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使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这种方法很难理解和掌握，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未能掌握这一方法。因此，列宁曾经慨叹：‘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不全面地系统地研究《资本论》，就急于追求同现实问题的联系，一旦遇到困难，很容易得出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结论。”[7]

　　针对晏智杰教授的观点，卫兴华、丁堡骏和易培强三位教授的基本观点是劳动价值论的论证不限于《资本论》第一章。“只要读一下《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就会知道其中的第二章《交换过程》和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是对商品和价值关系分析的继续和延伸。货币或商品流通理论，是马克思的商品与价值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4] 更进一步，“三卷《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的三个分册、三大经济学手稿，以及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的其他许多著作，对劳动价值论都有不少论述。可以说，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解释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不仅贯穿于整个《资本论》之中，而且贯穿于马克思整个经济学著作之中。”[6] 针对晏智杰教授提出的三个前提，丁堡骏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理论层次构成的完整的科学体系，相应地，这一理论的条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由不同理论层次上的各种条件构成的一个完备的条件系统。劳动价值论的不同理论层次之间的发展和演进，说到底不过是它们的条件运动和转化的结果。”……“劳动价值论的前提条件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发展的条件体系。”[5]

　　对晏智杰教授的反驳意见将劳动价值论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丁堡骏教授将这种贯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称为“广义劳动价值论”，而晏智杰教授质疑的则是“狭义劳动价值论”。反驳意见认为晏智杰教授从狭义劳动价值论的前提推断劳动价值论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因为不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正是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使劳动价值论贯穿其中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成为有机的整体，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不能够简单地从狭义劳动价值论的前提来推翻。“马克思分析商品和价值所运用的方法，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4] “劳动价值论虽在探讨价值实体时要透过交换或价格现象去分析，但劳动价值论绝没有仅仅停留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满足于将交换关系蒸发为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这一定义，他还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运用价值实体去进一步说明交换中的价格现象。”[6]

　　由此可见，对谷书堂教授和晏智杰教授观点的反驳意见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主线，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样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劳动价值论不能因一些新的现实而被否定，也不能因《资本论》第一章逻辑论证隐含的前提而失去一般性，劳动价值论必须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同时被接受或被拒绝。这种意见在方法上设立了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难以逾越的障碍：传统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反驳却又必须全面分析和反驳整个政治经济学，在这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整体逻辑一致性成为劳动价值论取舍的基本依据。按照这种意见，只有提出一个能够成功解释历史和现实的、以新价值论为基础的、整体上逻辑一致的经济学体系，才能够取代劳动价值论和传统政治经济学。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没有局部的、尤其是首先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突破，这样的新经济学不可能建立起来。这种意见关键的一环是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本文试从此入手，分析这种意见的合理性。由于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博大精深，我们只能从近年劳动价值论争论中呈现的具体问题着手，做初步的分析，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对劳动价值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