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角度解释基层社会情绪政治化的现象。文章阐述了社会成员的组成关系变化，特别是他们和公共组织的连接通道中断时产生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工作单位成为遍地存在的“代理政府”，它们实际上承担着代表、应责、协调和连接的职能。但随着这一角色的收缩和广泛的社会流动发生，社会应责和协调机制式微，个体和公共的连接关系不再，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面临没有组织向自己负责的局面。在基层社会，发挥上述作用的社会机制衰退的程度，可以解释社会情绪的政治性转化。

　　【关 键 词】个体与公共；社会治理；情绪政治化

　　【作者简介】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15.1.50～58

　　【基金项目】感谢北京大学基金会李斌社会学项目(社会组织化的政治转变机制)的支持。

　　现象和问题

　　在社会治理领域，研究者普遍发现，最近几年，基层社会情绪的政治化日益显现。它表现在：网络环境充满政治气氛，网络问政活跃，网民倾向于将各种问题归因为政治解释；在社会冲突案例中，个人事件容易转化为多人参与的群体事件，法律对抗容易转化为针对公共机构的对抗；大量主动卷入冲突中的个人，与事件结果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社会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进入公职机构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是对公职人员及机构评价低，对公务人员的不信任情绪蔓延。

　　对于这种现象，有几种广泛流行的解释。一是“收入差异论”，认为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一解释的基本逻辑在经济收益比较，它重视分配体制的变化——原来的按劳分配，变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形式——导致的收入差距问题。这类研究指出，对不少社会成员来说，上述变化并不公平，因为现在的个人收入不仅与贡献大小相关，还与人们所拥有的物化生产要素多少有关。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同地区的收入明显拉开。有学者计算，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以及城乡间收入差距变化迅猛，2000年城乡之间的收入比达到2.90︰1，到2003年上升为3.23︰1。①

　　与此逻辑类似，“地位不平等论”认为，人们的怨气来自认识到社会不公，即财富占有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不平等意味着有剥削和压迫存在，由此生发普遍的社会问题。而这一社会问题难解的原因，在于财富平等和经济效率是一对矛盾：对平等要求太高会损害发展效率，完全忽视平等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所以，虽然有必要对财富不平等进行温和限制，但无法设想完全消除它。②

　　“社会结构固化论”则把“群体性事件”与“阶层固化”联系起来，③认为如果某些阶层无法通过流动改变地位，就会酝酿社会对抗。这一观点引用数据证明，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最近几年部分人群地位上升减缓，社会流动受阻，改变自身状态的困难，强化了这些人群的绝望感，于是出现反社会的报复行为。④比如，一些事件没有具体实在的理由，但仍然长时间持续，其“基本的背景，是这些年来不断定型化的社会结构”：教育作为一个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正逐渐蜕变为阶层固化的再生产机制，寒门子弟越来越难以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国家和垄断集团联手，封杀了其他阶层进一步向上攀登的可能性，这导致阶层之间的边界出现，阶层内部认同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阶层再生产不断持续。⑤

　　上述论点阐述理由的重点不同，但共享一个逻辑：社会经济地位差别和社会不满存在直接关系。可是，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但显然并非这些社会都存在针对公共机构的普遍不满。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这是为什么？

　　下列研究更让这一追问的必要性增强。有学者在区域研究中发现，在北京地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⑥另有基于全国数据的调查显示，学生和体制内就业者的幸福感较低。⑦如果幸福感和不满是对立的关系，那么这些数据显示的结果令人困惑：难道收入更高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可能不满？难道受到教育的学生和体制内就业者，比那些未受多少教育也未获多少保障的从业者更可能不满？这些现象令我们反思上述三种解释的局限。如果我们同意，农村和城镇居民、受教育和未受教育、体制内和体制外就业者的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存在差别，那么这些比较研究的启发在于，社会经济地位差别和负面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那么直接，还有一些中间影响因素未被揭示。

　　一些更大范围的国际对比研究发现，中国受访者对社会不平等的“批评较少”，中国人更容易对个人通过教育、天分和勤奋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持乐观态度。在中国，相对于城市居民和职业地位较高的受访群体，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受访者，尤其是从事农业的农民，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反应更和缓”。大多数中国人将不公现象归结于勤劳或个人能力差别所致，仅有28%的受访者认为不公平违背社会主义价值观。这项研究的作者认为，这说明在中国，社会经济地位不一定能代表对社会公平的主观态度，仅衡量收入分配指标，“未必能预测大众对社会公平问题的看法”。⑧

　　面对这些统计数据，联系本文的关切及社会观察，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政治态度和经济社会地位差别之间，设立简单的对等解释说服力不够。仅仅从社会差别(广义上包括收入差距、地位差别)解释社会敌意情绪的由来，难以令人满意的原因，在于这些解释逻辑仅关注经济地位的差别，并且只假定社会成员从经济地位中构成切身利益。这样的假定不能回答，在广泛存在城乡及群体差距、且不断拉大的结构背景下，为何社会情绪政治化现象并非只出现在低收入地区，而是在某些特定的地点出现？如果收入和地位差别是一个可预测情绪政治化的自变量，那么为何一些社会差异，能够转化成政治对立的态度，而另一些社会差异虽然持续存在，但却和政治化无关？如果只看社会地位差别，我们显然无法解释，为何在同一社会身份和类别内不乏立场和价值分歧。

    为此，需要以更谨慎的态度寻找其他的因素，来解释社会情绪的政治化现象。收入差异在高速发展的社会逐渐拉大的趋势，对于分化社会类别、分裂社会关系的作用在学界已有共识。可以说这一解释作为一般性原理，中国也不能幸免于例外。但是如果停滞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就主要是平衡财富分配，促进社会流动。这固然不错，但是并不足够。有学者敏锐看到这一点，指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利益表达渠道的缺乏，使得政治张力没有合法渠道有效释放，是群体事件和个人暴力不断增长的根本原因”。⑨这的确触及到更为基本的层面——社会影响政策“钟摆运动”之平衡机制，但是我们还需回答，在中国的公共政治中利益表达渠道一直缺乏，但为何从前冲突较少，没有广泛引发“政治张力难以释放”的困境？我们需要进入中国的制度历史和具体环境，查看基层政治情绪形成的特定动力，以便回应这些问题：为什么社会不满并非仅仅来自收入最低的群体？为什么社会不满更多的是城镇而非乡村现象？为什么具有政治含义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基层而不是其他层次？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社会差别都激发了政治对立？总之，我们需要在知识上解释，为何一些社会差别转化成对抗公共组织的政治情绪，而另一些则没有？

　　这些疑问超越了经济差别解释，促使我们注意其他的组织结构关系变动，探索经济差别和社会不满之间的转化机制。如果群体的政治倾向无法仅仅根据原初社会类别进行分辨，那么问题就需要推进一步：设问哪些因素影响着社会政治态度的形成和转变。为此目标，我在以下的分析中建议，在结构变化分析中增加一个观察要素——社会组织化关联的变化——来回答上述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对——基层个体在公共体系中位置的改变以及政治后果——做出尝试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