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年新春伊始,春节档票房再次传来捷报:大年初一到初六,全国电影总票房达30亿元,同比增长67%。如果数字本身过于抽象的话,换一种表达可能更为直观——从初一到初三的近17亿票房,甚至超过了2005年全年的票房总额。

　　在这不断扩大的票房“神话”面前,人们不由得开始思索,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如此惊人的票房奇迹?具体而言,像《捉妖记》这样品质并未获得一致叫好甚至口碑分歧较大的电影,为何不断创造着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的票房新高?

　　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每每被提及。一是,随着商业地产向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广大县级城市的渗透和下沉,中国电影的影院数量、银幕数量持续增长。二是,今年大年初一的线上出票比例高于80%,在线购票俨然已成为中国观众消费电影的第一入口,购票便捷尤其是普遍实行的票价补贴进一步降低了电影消费门槛。而这二者共同指向当下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一个极为独特的群体——“小镇青年”,他们被视为中国电影新的观众、新的增量,代表着中国电影的未来。

　　“小镇青年”作为一个文化消费群体最初进入公众视线,是因为2013年夏天前两部《小时代》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小镇青年”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悖论特征在那时就开始显现,并随着这几年的发展逐步清晰。由于基数庞大,“小镇青年”显然是一支特别重要的潜在电影消费力量。一方面,“小镇青年”成为率领中国电影票房攻城拔寨的先锋队,许多人认为,国产电影的票房占比要靠“小镇青年”来捍卫;另一方面,“小镇青年”又成了中国电影内在品质裹足不前的替罪羊,特别是当讨论诸如IP等事关中国电影的实际文化工业水准的话题时,“小镇青年”和这些概念都被赋予了某种原罪。因此,如何辨析“小镇青年”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认知当下中国电影的关键。

　　然而,如果仅仅从上述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出发,还不能充分触碰、描摹“小镇青年”的清晰面庞,作为今天中国电影新的增量、新的观众的“小镇青年”究竟从何处来,将向何处去,是这种初级数据分析所不能回答的深层次问题。

　　“小镇青年”,实际上说的是那些分布在三四线城市包括广大县级城市在内的青年观影群体,这个群体的基本特征明显有别于一二线城市中人数有限但年龄段多样化的电影观众。“小镇青年”的突然涌现有其历史原因。在中国电影院线制改革之前的阶段,“小镇青年”并不是突出现象。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发行放映与旧中国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不只局限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城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全国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了与省、市、县各级行政单位平行的电影发行公司,并几乎覆盖全国各地的每一个角落。那个时期的“小镇青年”和今天的大城市观众一样,享有相对均等的文化消费权利,在剧场、露天观看电影是一种非常普及的群众文化活动。这也是为什么1979年的中国居然可以创造出293亿观影人次的最高纪录。在票房继续高歌猛进的2015年,尽管12亿人次相比上一年度有着50%左右的惊人增幅,但与1979年相比,仍然是个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