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堂吉伟德

　　昨天，杭州市人大举行《杭州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这事，也是会上的讨论焦点。因为在这部管理条例里，杭州拟出台规定：鼓励具备急救专业技能的公民对危、急、重症病员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不追究有关法律责任。杭州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其奖励表彰。（6月7日《钱江晚报》）

　　“当救不救”紧急救护困局，之所以迟迟未能破题，根本原因就在于“风险考虑”。一方面层出不穷的讹诈现象，使是施救者往往心存顾虑，为了保护自己而不得不采取“拍照自证”和“彼此互证”，代价如此之高，很多人自然“宁可少一事不愿多一事”，明明有能力施救也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另一方面，专业救助和非专业救助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其界限如何明确，如何防止救助不当所产生的风险，给予被救者以保护，可样也需要从技术层面来考虑。

　　所以尽管从立法上来说，“不追究法律责任”具有标志性意义。但就此认为激活了社会互助机制，让守望相助的社会道德得到升华，显然有些过于乐观。听证会上一些代表所提出的诸多细节性问题，如何解决已成当务之急。比如什么人才具备急救专业技能？还有什么人属于危、急、重症病员？即便施救者具有专业技能，但若是其救助失当造成危害，又如何进行认定？救人者过与非过之间的责任，又由谁来给予明确？出现纠纷之后，又由什么渠道给予解决？如果不能做到细化和具有可操作性，那么技术上的模糊性会让人无所适从。

　　更主要的难题在于，院前急救的社会参与性不强，根本原因还在于保护机制的不灵，使得“施以援手”的风险没有得到消除，施援者内心的恐惧成为巨大的行动障碍。法律上规定可以免责，但当事人却并不这样认为。如果不能让讹人之类的现象得到遏制，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确保出现纠纷之后，让施救者免受风险之苦，在时下的道德困局和信任环境下，“紧急现场救护免责”恐怕还起不到制度兜底的作用。

　　有权利必然有责任，自然也难以出现风险。医生已经很专业了，可误诊率依然居高不下，如果再加上专业者本身的职业素养不足，就难免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医疗纠纷尚且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层面，那么民间自发性的急救行为，又如何去认定责任？没有出现意外或许大家都好说，若是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一方说有责任，另一方说没有责任，显然一个“免责规定”无以最终化解。

　　不难看出，“紧急现场救护免责”从理想到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若不能辅以风险解决机制，恐怕最终都无处落地。一者，要有细化的规定，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比如专业技能的认识，比如危、急、重症的划分，都应当给予明确；二者，免责怎么免，纠纷和争议怎么化解，权利如何得到保护，都需要相应的制度规定和路径保障。三者，“救护免责”还要有危机应对和鉴别是非的体系，用透明公开的保护机制营造彼此信任的环境。有了社会信任作为基础，道德上的免责才能成为最好的技术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