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地方竞争应从竞争GDP转向竞争公共产品和服务。这就意味着弱化对地方政府的GDP考核机制，而将地方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就业水平、社会保障、维护治安、环境保护等指标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

　　●把握宏观调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强调新常态的宏观调控应具有博弈思维，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思考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和他们的可能反应，尽量做到调控政策的“公允”与“有效”，防止被某个利益集团所“绑架”。

　　●宏观调控实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某种干预，这种干预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律办事。宏观调控新常态就是要把“市场决定论”作为基本出发点。

　　突出供给思维应对潜在增速下滑

　　《经济参考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和思路也需要适应新发展新变化，丰富完善调控方式，使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后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您认为，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与此前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张晓晶：经济新常态一个显著特征是结构性减速。因此，未来宏观调控最突出的任务也是稳增长，应对潜在增速下滑。

　　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与此前最大的不同，在于此前的调控，更多是产出缺口管理，即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距，经济过热时压缩需求，经济过冷时扩大需求；而新常态下所遇到的问题则是潜在产出本身下降，宏观调控重心就是如何稳定或防止潜在产出大幅下滑。正是这样一种变化，导致宏观调控思维的变化。管理产出缺口主要运用需求政策，而管理潜在产出本身就要更加突出供给思维，特别是供给面的结构与效率。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中长期减速问题，因此，供给管理思维更加重要。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方面都存在各种“供给抑制”。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方可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其次，经济运行中的很多问题，也需要供给思维才能根本解决。比如产能过剩与城镇化发展问题。产能过剩在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减速、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情况下，期待总需求还能有两位数增长已不现实。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是总需求的增长维持在百分之七到八之间，这意味着，通过需求扩张来吸收消化产能过剩问题余地非常小，更重要的是从供给面来应对产能过剩问题了。再有城镇化，传统的城镇化战略寄望于通过城镇化带动基础建设投资和城市消费等国内需求，以支撑经济增长。与城镇化高度相关的产业积聚、规模经济、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外溢等对长期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供给面因素，则一直被轻视。事实上，只有从供给面认识城镇化，发挥城镇化在提高效率、扩大潜在产出方面的作用，才是应对增速下滑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