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北京市民都被所谓的“最堵9月”深深困扰，整个9月受开学以及中秋、国庆两节出行的影响，交通拥堵指数居高不下，上下班时的道路暴堵、限号限行、没地停车、尾气超标等一系列交通问题考验着每个“在路上”的北京人。

　　其实早在上世纪２０年代，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致使中国道路上的车辆在迅速增多。但是由于车多路少，各种车辆展开“争路大战”，致使交通事故多发。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民国时期的交通拥堵症以及那时是如何治理这一难题的。

　　拥堵篇

　　黄包车独轮车马车“共享”道路

　　交通拥堵是人们到达大上海后的第一个直观感受。而上海之于当时的中华民国而言则是最发达和最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交通路况就更糟了。窄小的街道、新老交通工具并行，再加上当时的普通民众缺乏交通规范意识，导致的严重拥堵情况可想而知。

　　一些在其他国家根本不需要安排巡捕的地方，在上海也必须安排巡捕，因此执勤人数就增加了。如果只是现代意义上的交通拥堵也罢，而事实上，上海面临的交通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人缺乏现代交通安全意识造成的。数不胜数的黄包车、成百上千的老式独轮车、手推车，甚至还有马车……还有很多怀有朴素思想的劳苦农民，他们涌入大上海的目的就是盼着能多挣点钱，但他们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交通堵塞。

　　正因如此，上海街头的信号灯形同虚设，不用指望市民们会遵守信号灯的指示，或是意识到信号灯的存在。因此每周都有几百起违反交通信号指示的案件被提交至法院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比起在巡捕房交保放人的轻微违规案件来，仍然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交通违规的保释金由10美分到50美分不等，这些案件从来不会被提交到法院。违规者似乎很愿意接受这种安排。经常能看到一个黄包车车夫手里拿着二十几张保释金收据，还骄傲地拿给巡捕看，却不知道这些收据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