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白俄罗斯女记者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她的作品在中国面临怪异遭遇:比如《切尔诺贝利的哀鸣》被换成新名《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后又换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你未曾听过的“二战”亲历者的故事》,其实原名应该是《战争的非女性面孔》。(11月13日《西安晚报》)

　　语不惊人死不休。乍看上去这种书名确实达到了“惊人”目的,但给人的不是惊叹更多的是惊讶。改造后的书名有明显的煽情味道,目的是吸引眼球。但煽情的故事,距离文学名著相去甚远。

　　《切尔诺贝利的哀鸣》中的“哀鸣”二字,传达的是一种穿透历史时空的情感意境。《战争的非女性面孔》书名更能给读者以充分的想象,一种被扭曲的人性形象扑面而来。相比之下,被改造后的书名虽然表面上更具冲击力,但这种冲击是抛弃原有书名的厚重底蕴,是简单迎合通俗口味的“低智”化改造。商业对文学作品的过度侵入,表面上可能促进销售,实际上会破坏文学的完整性。

　　确实,任何翻译都不是对原文机械地照本宣科,均离不开对原书必要提炼和再加工。但这种提炼和加工理当尽可能与原文深邃思想保持一致,这也是那些著名译作得以传承的根本原因所在。有一点我们无法忽视,那就是在译作出版物泛滥的今天,我们依然特别怀念当年那些致力于译作的著名翻译家。这种怀念不仅仅因为历史时期译作的珍稀,更因为一批翻译者的严谨作风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如刚刚过世的草婴,曾翻译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草婴“每翻译一本书,他都会先把原作看过几遍甚至十几遍,弄清楚所有人物关系、所有情节起源,然后才开始动笔”,在译《战争与和平》时,他还给书中的559个人物各做了一张卡片,注明每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及与其他人的关系等。同时他还会熟读有关俄罗斯历史、哲学、宗教、政治、军事、风俗等各方面的书籍,反复推敲一句话甚至一个词。

　　文学规律告诉我们,越是那些抛却表面浮华直抵思想深处内核的作品,越可能穿越历史的旷古时空。轻易拜倒于庸俗,让文学书香充斥商业的铜臭,最终只会伤害读者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