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19日，北京大学第一届古典学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主题为“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和文献研究的古典学视野”。来自中国、英国、意大利、日本、丹麦等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围绕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学科体系建设、中国古典学的理论和方法及一系列古典学的个案，展开切磋和探讨。

　　开拓古典学研究空间

　　近年来，一些学者倡导打破学科壁垒，建立中国古典学；一些高校也成立了以研究中国古典学为对象的学术机构。学者表示，在西方古典学的影响下提出的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特色，以及如何打造中国古典学科等问题，都是需要共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恰德介绍，古典学自诞生之初就具有多学科的性质。西方古典学与中国古典学，在研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与研究的文本经典等方面都存在不同。西方古典学主要运用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而中国古典学主要运用的是古汉语（文言文）；在文本方面，西方古典学面对的主要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各种经典，而中国古典学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典。他建议两种古典学应相互学习、借鉴，从而对古代世界有更为深入、广泛的了解。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表示，古典学的概念，在西方具有特定的背景。中国有源远流长的研习、传承古典的传统。在大学的学术体制下，古代汉语、古文献、古代文学等专业受制于学科的方向和学科的需要。因此，如何让古代学术更加内在、密切地交融起来，是众多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中国古典学的概念也由此提出。在当前新的跨学科、多学科的学术发展潮流中，如何调整学术方法、学术观念，是需要学者共同探索的问题。

　　建立中国古典学范畴

　　要构建中国古典学，首先面临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国古典学与中国传统的古典研究之间又存在哪些不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表示，总体上看，西方古典学的诞生和发展，主要是因为西方文明曾出现断裂而造成的，中国古代文化虽然历经劫难却从未断绝。如果中国古典学能够成立，它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与以往的中国文化研究之间肯定有交叉重叠之处，但它们之间应有所不同，否则就没有必要提出“中国古典学”这个概念。如何建立中国古典学，目前有三种观点，分别为直接借用、另起炉灶和借鉴即有限利用。

　　廖可斌认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对建立中国古典学的建议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即可以借鉴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方法，以研究出土文献和文物、稀见早期文献、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等为主，整合对中国古代文化中被埋没和遗忘的部分的研究，从而建立一门古典学。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正英称，中国古典学应采取会通性的研究方法和比较的视角。研究经典文本时，应该同时从审美、史料、思想、学术等多维度做出综合性的研究和价值判断，以此打破学科壁垒，才能获得更为科学全面的经典文本价值复原。必须有文史哲兼通的优秀学者，才会有文史哲融会的优秀研究成果。同时，要阐释中国早期经典，就应该有世界眼光，有比较意识，这样才能实现传统经典价值发掘的最大化。

　　新出土文献提供新线索

　　研讨会上，利用新出土的各种文献材料重新理解和讨论学术史上长期遗留的疑难问题，是与会学者关切的热点之一。

　　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德宽介绍了利用新发现的战国楚简异文对重新解读《诗经·召南·驺虞》的尝试。关于《诗经·召南·驺虞》的阐释，自汉代以来就存在较大分歧。对“驺虞”的准确理解，是解读该诗的关键。以《毛诗序》为代表的一派，认为驺虞指“仁义之兽”。安徽大学收藏的战国楚简中保存了《驺虞》一诗。他认为，该诗反映了上古的虞衡制度，即狩猎者发现幼小动物而将其“逐而放之”的制度。

　　由于史籍缺载，学术界此前对于唐代诗人耿湋的生卒年、家世乃至名字都存在争议。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可先表示，新近发现的《耿湋墓志》是研究以“大历十才子”为中心的中唐前期文学的重要文献。这篇文献对补充和订正其名字、生卒年、家世和仕途经历等都有作用，其中对于他的文学交游的记载，昭示出中唐时期文学环境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春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