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心理问题躯体化”是指人们在发生心理不适时,不是或较少以焦虑、恐惧及情绪变化等心理化的方式呈现,而是以头痛、腰痛、胸痛等躯体症状的方式呈现。中国传统重视人与人的关系,需要一种兼顾个人与他人的表达方式;且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更鼓励人际互动中尽量避免直接表露爱恨之情。这种特有的人际观使得中国人更偏好躯体化的症状表达方式,以维护关系的和谐,免受被污名化的心理压力。

　　“中和中庸”思想与躯体化表达相关

　　中和中庸是中国传统中人际关系的一条重要规范,也是人们处世行事所遵循的准则。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躯体化是情绪的间接表达并有缓解压力的作用,因而可能是一种适应性行为。中国人在实际人际关系中定义自我,在人际互动中以不丢人脸又维护自己为基本策略,由此衍生出中国人需要一种既表现个人又照顾到他人以维护和谐关系的表达方式。中和中庸思想主张喜怒哀乐在表现之前应处于不偏不倚的平衡状态,谓之“中”;表现出来,则应循“道”,适可而止,恰到好处,谓之“和”。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不鼓励个人情绪的直接表达,个人在人际互动中也多尽量避免情绪公开化,而身体症状的呈现不会影响他人对自身的看法,避免人际关系遭到损害同时保护了自我。中和中庸思想主张中和辞让,避免偏激,被认为是成熟人格的标志。受传统影响,中国人在讲“我”时更偏依赖与顺从,而非独立性。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到,“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强调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常使人的自我修养走向过度压抑自我需要、压抑人性的病态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个体为维护人际和谐,趋向自抑、依赖、求同,若情绪过多表达只会使他人认为自己不够成熟,个体为避免暴露缺点,弱化情感释放。因此,个体的情绪情感在这种文化的型塑下被悄然压抑了。与此同时,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躯体问题比心理问题更能被他人认可,无形中促成了个体躯体化表达。

　　由于情感表达社会交流中受到诸多限制,人们便习惯于戴上面具,隐藏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对于这种抑制状态,皮特里、布恩和戴维森研究发现,如果人们因某种原因而被制止谈论生活中的烦恼事情,则会引起身体免疫功能的紊乱,增加生病的可能性。研究“抑制作用”的彭尼贝克说,“主动地保留或抑制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抑制作用会逐渐地瓦解人体内的防御功能。抑制作用会影响免疫功能、循环系统,甚至大脑的生物化学反应以及神经系统”。对于精神疾患与躯体疾患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我国古代已有相关认识,明代周之干的《慎斋遗书》载,“病于形者,不能无害于神;病于神者,不能无害于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