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12月7日在寒风中的八宝山送别佟柱臣先生后，我的脑海中就不断闪现出先生那素朴的样子来。他是那样慈祥，脸上布满微笑，好像还像平常那样微微地抬头看着我。跟先生有限的几次交往便也慢慢浮现在眼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读书。导师安志敏先生早早就把我们的研究生论文题目定下了，他让我和同学曹勇整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等地采集的样品。这批采集品以细石器为主，也有个别磨制石器和陶器。因为采集品都放在所里，所以观察、记录和研究的工作只能到所里做。

　　当时，所里的小白楼（因墙壁是白色，习称小白楼）还没有盖，院子里假山的东南边有一处东西向的平房，中间有一条走廊，把房间分为南北两排。我的办公室在北边，斜对面就是佟先生的办公室。每天早晨，我都能看见一位个子不高、看起来十分瘦弱的老先生，穿着已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慢慢地移进走廊，走进办公室，再拿着水壶去打开水，然后就再也看不到他了。有人给我介绍说这是佟柱臣先生，我诺诺，见面打个招呼，但并没有什么交往。

　　直到快毕业时，我拿着内蒙古托克托县出土的一件磨制石铲去请教他，才算第一次走进先生的办公室。我知道他对磨制石器很有研究，就想问问这个长方形磨制石铲刃部的好几条沟槽状的痕迹是怎么形成的。先生拿起放在桌上的放大镜仔细观察，然后告诉我：“是使用痕迹。”这个石铲有两个穿孔，孔的上方还分别刻凿了一道弯弯的眉毛状的痕迹，与双孔组合起来像个人面，整个石铲象征人面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这个石铲可能有别的用途，不见得只有一般石铲的功能，但先生坚持说刃部的沟槽是使用痕迹。先生看过数以万计的磨制石器，他这样说，自有他的道理。这种石铲，也许兼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两方面的功能吧。

　　我来所晚，没有福分听佟先生的课，但知道他为研究生开过东北考古和中国东北考古学史的课。上世纪80年代末，我为准备博士论文而开始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国考古学史，就向先生借他的《中国东北考古学史》（讲稿）来读。先生的讲稿，均手写在考古所专用的八开的稿纸上。他对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的评价很高，说鸟居的《南满洲调查报告》是“东北地区考古的第一本书”、“东北考古学开始阶段的一本比较标准的书”。他还认为：

　　外国学者大多是尾随帝国主义的烽烟炮火之后来到中国的……如果说作历史结论的话，我们只能说他们是掠夺。但作为我们搞考古研究的同志来说，还应该注意一点，就是他们发表的材料，乃是我们的祖先，中华民族祖先遗留下来的古代文化遗产，我们还是要把这些材料拿过来认真加以整理和研究的，尽管对外国的一些观点，我们要采取批判的态度，然而就考古材料的意义来讲，我认为还是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不能因为是外国人搞出来的，就一律摒弃。这种摒弃的简单做法和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无益于我们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

　　先生说得多好！我在论文里不仅引用了这段话，实际上，我对那个时代外国学者在中国考古工作的评价，也明显受到先生的影响。

　　虽然和先生的办公室斜对着，也许是年龄差距的原因，我很少去打扰他。但让我好奇的是，先生当时是快70岁的人了，还每天都来上班。他不骑自行车，好像也不坐公共汽车，每天来了就坐在办公室里写东西。后来，所里拆掉平房要盖办公楼，先生的办公室没了，他也就不再来上班了。

　　从那以后，我虽很少看见先生，但他的著作不断，实际上跟他的接触反而增多了。他的几本大部头的著作都是在退休后出版的。先是198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接着，1991年巴蜀书社又出版了他的《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时隔四年，他的《中国新石器研究》再次由巴蜀书社出版。这本书分上、下两册，长达220万字，是凝结先生一生心血的集成之作。据先生晚年自述，他从1939年开始考察新石器时代遗址，跑遍了除台湾和西藏之外的中国所有省区。其间，因为绘图而目睹、摩挲了近十万件石器，在现场画了上万件原大的线图。这本书曾三易其稿，仅他的女儿佟伟华帮他校稿，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书中收录的石器有7981件，从动笔到最后完稿，共用了30多年的时间，手写定稿达30多斤之重，稿子码放到一起近一米高。回头想想，当年我见到的、先生每天上班时写的就应该是这本书。他不用电脑，这220万字的书稿都是一笔一画写在纸上的，不要说搜集资料，单单写这些字就得要花费多少工夫啊！

　　进入新世纪以来，差不多每年或每隔一年的岁末我和同事都会去看望先生。先生住在北京方庄附近的一栋公寓楼里。每次去，先生和他的夫人总是笑眯眯地迎接我们，告诉我们先生最近又做了什么。两位年近耄耋的老人是那么乐观，让我们也深受感染。先生的腿脚不便，但直到几年前，先生每天还要伏案4个多小时，饭后，他和夫人还会在院子里散步。2010年，即先生九十大寿之年，他还出版了《中国辽瓷研究》。这是先生生前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算是完满实现了他早年“立言以明志”的人生目标。一个靠自学成材的考古学家，实在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奇迹。

　　与同时代的著名考古学家相比，先生的田野工作较少，20世纪50年代又长期在博物馆从事陈列工作，给人的感觉，他是一个比较“边缘”的考古学家。也许正是因为他没有把大量时间花在某一个或某几个遗址的发掘上，也许正是由于博物馆的工作需要比较的眼光，成就了先生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思想。实际上，他的许多研究成果是走在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前沿的。早在1951年他发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分布与分期》一文时，就曾得到前辈考古学家高去寻先生的表扬（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这篇文章是他根据当时的考古材料，对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做“比较的、综合的”研究，可算做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分区研究的滥觞之作。

　　1986年初，先生又明确提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现在，大家都知道费孝通先生有关中华民族形成的“滚雪球”理论和严文明先生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理论，其实，佟先生的观点发表得更早。他认为，“多中心发展和发展不平衡”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特征。先生的这个观点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在总结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历史的几个特征时，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概括为“生产地域性”、“文化连续性”、“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及“文化的影响与融合”，这不正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学说”的雏形吗？先生一生以中国新石器考古为主，兼及边疆民族考古和东北地区考古，他能站在时代前列，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国国家起源等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学说，跟他长期从事边疆民族地区的考古研究是有关系的。

　　佟先生走了。跟他在八宝山告别那天，我看着躺在鲜花丛中的佟先生，觉得他好像还在微笑。那天很冷，所里没有逐个通知退休的老同事来为先生送别，在职的同事多还在田野发掘，许多人不知道先生已经离去，来送别的人实在说不上多。这让我想起记忆中那个独来独往、埋头写作的先生。先生是耐得住寂寞的。但是，一个身后留下近500万字著作的学者，是不会寂寞的，他的著作将伴随着我们和一代代青年学子前行。先生的名言是：“喝粥足矣，奋进为乐。”这句不合时宜的话，也是应该被我们牢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