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廷堪等人的一个基本考虑是,以礼作为是非的实在标准,可以避免宋学空言理导致的是非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凌廷堪否定理学的立论基础为“实事求是”,礼制的考辨才是是非实在而根本的标准。

　　清代学术通常以汉学著称。清末民初以来,学界多以为清代有学术而无思想,梁启超、钱穆等许多学者都如此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清代义理思想特别是所谓乾嘉新义理学的正视与发掘,改变了这一认识。其实,乾嘉时代许多学者已对汉学长于考据而宋学长于义理的看法提出批评,如“以礼代理”思想的提出。他们的批评虽有粗率之嫌,但也反映了其对清代义理思想意义的评价。清代义理思想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义理思想在多大或何种意义上具有义理的启发性。

　　凌廷堪是清代“礼理之辨”的核心人物。他试图以礼取代宋学视为根基的理,这一立场被阮元、焦循等人认同。凌廷堪以考据的方式指出,《论语》、《大学》、《左传》等未曾谈到宋儒所谓“理”,宋儒以理论礼的倾向是一种借自佛教的“新义”,不是孔子等先儒的本意。阮元甚至援引朱子的权威,强调礼相对于理的核心意义,认为理出于礼,而不是相反。对凌廷堪来说,孔子言礼而不言理,他的选择体现出不同的“道”或原则。宋学以理解释儒家经典,借用了佛教的概念和佛教“乱真”的原则。

　　对凌廷堪等乾嘉义理学家来说,孔子等人言礼还是言理,不仅仅是语词的问题,他们还尝试具体揭示礼不同于理的原则或精神。凌廷堪以礼为是非的实在标准,试图确立礼相对于理的有效性,避免空虚的理带来的主观性与相对性;焦循则以礼为辞让的精神,试图将礼的辞让意义提升于理的是非之上,限制理的是非意见带来的纷争。但是,他们以礼批评宋儒所谓理的方式是否超出了其所批评的宋学理解理的思路,是否能够避免他们指出的宋学所谓理的问题,本身即是需要辨析的义理问题。

　　凌廷堪等人的一个基本考虑是,以礼作为是非的实在标准,可以避免宋学空言理导致的是非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凌廷堪否定理学的立论基础为“实事求是”,礼制的考辨才是是非实在而根本的标准。他承袭了程瑶田对理的批评,说明礼对于确定是非的意义。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解恐怕并未超出宋学的理路。

　　对于宋学来说,是非常常被视为四端之一,仅属于智,但宋学并非仅从四端的意义理解是非,也以意义更为宽泛的是非理解理,但凡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就其作为当否的标准而言,都有是非之义。二程提出“天理”,即是试图为这种广义的是非提供一个实在的根基,因为他们同样反对以主观意见为是非的标准。即便是圣人也不能按自己的意见决定是非。圣人之为圣人,恰在于遵循天理对是非的规定。宋明儒者大体承袭了这种以天理判定是非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