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发论文减“食材”、添“佐料”，学者呼吁

　　建立倡导“真材实料”的学术规则

　　“选择性公布研究结果”被视为一种软性欺骗，但不应就此将科学家“妖魔化”，而要在改变规则上下功夫，只有当这种做法不再能给学者带来实际利益时，才有可能彻底杜绝它。

　　8月4日，“对话”（The Conversation）网站发表了英国教育慈善机构萨顿基金会（The Sutton Trust）研究员罗伯特·德·弗里斯（Robert De Vries）的文章《当“激动人心”胜过“诚实”，传统学术期刊鼓励不良学术行为》（When “Exciting” Trumps “Honest”， Tradi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Encourage Bad Science）。文章认为，研究者为使自己的论文看起来足够“有意思”、满足学术期刊的刊文要求，常常会有意识地对研究结果进行筛选和简化，仅保留最能支持其假设或最终结论的数据，但这种做法不仅有悖科学精神，更可能在成果应用和推广过程中产生严重后果。本报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多位学者。

　　软性学术不端行为屡见不鲜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任何一项研究从提出问题、界定概念到选取研究方法，涉及的选择非常之多，只变换一个参数，结果可能就大不相同；在一项较全面的研究中，各组实验和调查结果可能指向不同的结论，并且这些结论未必都与研究者的预想相符。然而，人们在学术期刊上读到的研究成果通常只有一条结论，而且是证实了研究者猜想的结论。弗里斯称，这是由于研究人员在撰写论文时经常会省略掉一些使讨论“复杂化”、特别是与自己预设观点相冲突的信息，以使其结论更加明确、肯定，进而提高论文的发表几率。不少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弗里斯所讲的现象在学术界很常见，甚至属于“标准操作流程”。

　　早在2009年，学术不端问题研究专家、现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访问教授丹尼尔·法内利（Daniele Fanelli）就曾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网站发表了一篇广受关注的文章《有多少科学家伪造或篡改研究信息？调查数据的系统综述与元分析》（How Many Scientists Fabricate and Falsify Research?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Survey Data）。在此之前，也曾有过此类调查，但这些单个调查结果难以进行对比综合，因此法内利对相关调查进行“元分析”，以期得到标准化结果。由于抄袭与伪造、篡改等歪曲科学事实的行为有性质上的差别，法内利略去了关于抄袭的数据。最终分析显示，受访科学家中有1.97%的人承认有过至少一次伪造或篡改数据的行为，33.7%的人承认有过其他“值得质疑的学术行为”，如对数据进行额外处理使其看起来更为精确、只公布能支持自己理论的数据、因利益冲突而隐藏某些信息等；被问及同事的表现时，受访者中有14.12%的人称其同事有过伪造行为，72%的人称其同事有过其他“值得质疑的学术行为”。法内利在文章中表示，因调查针对一些敏感问题，且受调查方式、提问措辞、受访者心理等因素影响，上述数字可能只是对不正当学术行为的保守估计。

　　期刊选稿标准诱发学术不端

　　在弗里斯看来，科研领域之所以存在上述现象，当然包括人本身的因素——对名誉和地位的追求可能诱发欺骗和违规操作，这在任何行业都存在。除此之外，期刊的选稿标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目前，全球大部分学术期刊，特别是《自然》（Nature）、《细胞》（Cell）等知名期刊倾向于刊发那些引人注目、“有意思”、至少得出一个肯定结论的研究，而非得出否定或不确定结论的研究。2011年，《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期刊曾刊登法内利的文章《世界范围内否定性研究结果正从许多学科中消失》（Negative Results Are Disappearing from Most Disciplines and Countries）。他对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Database）收录的4600篇刊发于1990—2007年间的论文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这一时期内，得出肯定性结论（即宣称确证了某一假设）的论文量增加了22%，这种趋势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经济学和商业、临床医学、药理学和毒理学等领域尤为明显。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认知和脑科学部（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Cognition & Brain Sciences Unit）研究人员尼古劳斯·克莱格斯阔特（Nikolaus Kriegeskorte）告诉记者，权威期刊收到投稿后首先组织“预选”（preselection），通过预选的稿件才有资格接受同行评审，这个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篇论文的未来。然而，预选工作通常由期刊编辑承担，他们的选择标准往往是文章能否吸引学术圈内外的广大读者，也就是说目标受众中有一部分是无法理解研究细节甚至未必读完全文的人。这导致了一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发表科研成果的最好策略是完成“真材实料”的研究后再加30%的“佐料”，科学家通过“卖点”获得名望，期刊则由此获得销售收入。

　　期刊的选稿标准对研究人员产生直接影响。弗里斯表示，对那些结果部分与预期吻合、部分不尽相符的研究而言，就有了“处理余地”：“反常”的结果或许只是意外，无关大局，那么不如省略掉那些“无趣”且使事情复杂化的信息，使结论更清晰、更确定，也更易被发表。这样做时，研究者也许并不自觉有欺骗之嫌——其既没有捏造事例和数据，也没有肆意篡改，只不过是有选择地公布得到的结果而已。

　　可悲的是，被过滤掉的那些“没意思”的信息有的更接近复杂的真相，而经过精简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特别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应用研究中，对实验和调查结果“以偏概全”是十分危险的。

　　“注册报告”为期刊选稿提供新模式

　　“选择性公布研究结果”是否应与抄袭、伪造一样算作是学术不端行为？英国卡迪夫大学心理学家克里斯·钱伯斯（Chris Chambers）告诉记者，“选择性公布研究结果”被视为一种软性欺骗（soft fraud），但不应就此将科学家“妖魔化”，而要在改变规则上下功夫，只有当这种做法不再能给学者带来实际利益时，才有可能彻底杜绝它。法内利则认为，科学之所以可靠，并非因为科学家是“异类”，相反，他们与普通人一样存有偏见或犯错误；科学之所以值得信赖，应在于拥有一个合理健全的科研体系，这与加强科研人员职业伦理教育、严惩学术不端行为同等重要。

　　弗里斯在接受采访时说，科研工作者想方设法“美化”甚至歪曲研究结论，大多为求职和晋升的压力所迫，因为任何聘用或升职考核标准都对论文发表数量有要求，这直接关系到研究者的切身利益。若能移除论文发表量的重压，科研结果的诚实度和透明度或将显著提升。因此，弗里斯建议学术期刊普及“开放存取”模式，这类期刊中最知名的当属《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与传统期刊不同，它不以“具有重要意义”或“有意思”为选稿标准，只要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严谨、符合学术规范就予以刊登，至于研究的重要性则留给业界讨论和评价，这大大减少了研究者对论文能否发表的担忧。“开放存取”模式的另一好处是，虽然“有意思”、抢眼的研究依然会获得较高点击量，但相对“无趣”、结论不明确的研究至少也有了见天日的机会，这对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view）和元分析（meta-analysis）（系统综述和元分析，又称荟萃分析，旨在通过全面收集具有共同研究目的的多个独立研究，对其进行整体和系统分析以得出综合结论）非常有利。

　　钱伯斯向记者介绍了一种新兴的出版模式，即“注册报告”（Registered Reports）。这种模式的运作方式如下：首先，研究者向期刊提交“阶段1”草稿（Stage 1 manuscript），内容包括论文引言（Introduction）、研究方法及开展此项研究的预实验（pilot experiment）结果。编辑对“阶段1”草稿进行筛选，但不以所谓的研究“重要性”、新颖程度或结果明晰程度作为判定标准；初步筛选后留下的草稿将进行同行评审，若能通过评估，该草稿即获得“原则上的接受”（In Principle Acceptance，IPA），这意味着只要论文作者严格遵守协议，按上述方法和流程展开研究，该论文即可发表。拿到IPA后，研究者展开进一步研究，并完成论文的“结果”（Results）与“讨论”（Discussion）部分，与此前已提交的“引言”和“方法”汇总形成“阶段2”草稿（Stage 2 manuscript）；此时还需将原始数据和实验日志上传到免费开放的文件共享站点上。“阶段2”草稿也需经同行评审，成功通过后论文即可顺利发表。“注册报告”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将重点放在研究过程而非结果上，有IPA在手，研究者不必担心实验结果会影响论文发表，两次同行评审则保证研究步骤严格按计划展开，这能有效预防研究者伪造或篡改数据、对实验结果做不正当“取舍”。

　　此外，受访学者普遍认为，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正确的科学观至关重要。他们认为，研究论文追求“有意思”无可厚非，但若以牺牲客观性和真实性为代价，那就不是科学而是讲故事；真正令一项研究“有意思”的应是富有启发性和探索价值的问题、严格精密的方法和操作，而不是短期内给出一个绝对明确的答案。事实上，任何科学问题都不是一项或几项研究足以彻底说明的，那些革命性的科研成果都是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