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习惯以代际来命名作家群体，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被称为“50年代作家”，他们用乡土叙事统帅着中国文坛。“60年代作家”开始在国际崭露头角，他们讲述着虚无历史下一个个暧昧不明的鬼故事。而逐渐成长起来的80年代作家则是市场的宠儿，他们的作品影响了中国新一代的成长，他们使得文学的意义从复杂到简单，灌输了两种价值观：对意识形态无条件的认同或者干脆视而不见。

　　夹在中间的70年代作家有些尴尬，他们人数众多，每个人的影响却很有限，在经历了“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的喧嚣后，这个群体变得愈发安静。但他们在修炼自己的文学宗法，寻找书写中国的新角度，他们撬起这个国家的一个角，以笔为钻，深入到肌理。如果想了解当代中国的现状，选择70年代作家的作品阅读，是一个恰当的突破口。70年代作家多关注偶发性事件，故事感强，画面丰富，不再给人物以贴标签的方式辨析善恶，而是放大他们的恐惧、孤独、仇恨、悲哀感，记录了普通中国人的精神创伤，以文字的形式铭记当下中国的复杂情境。

　　葛亮是70年代作家的翘楚，他出身书香世家，在六朝古都南京长大，南京是他笔下的“故乡”、“我城”，他用了两部短篇一部长篇温润却又克制地书写这个城市普通人的传奇。如今，他定居香港，2013年推出新作《浣熊》，写的却是一座“他城”。

　　香港是中国最特殊的地理存在，它居于中国的东南角，连接广东，却也是通向欧洲的重要驿站。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被彻底改变了命运，变成了西方世界在中国的试验田，英国体面地输入了文明和现代性启蒙，而一些从大陆逃亡到香港的文人，用怀旧追忆“故国”。一切今非昔比，两股力量拉扯下，微弱的香港意识发芽，但这意识却又建立在对回归的恐惧上。直到新世纪自由行的推出，香港变为大陆居民的旅游首选地，在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他们本来就单薄的香港意识被逐渐稀释，变为对大陆的羡慕与憎恨，他们发明“蝗虫”这个歧视性的词语指代掠夺香港资源的大陆人，一时间香港、大陆关系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