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早已经足够有名了。黛博拉·佩里·皮肖内的《这里改变世界》是谈美国的硅谷，书的最后却提到中关村。尽管质疑多于肯定，但显然在美国人看来，中关村已经成为不可忽略的重要存在。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1980至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更热情洋溢地提到，“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它（中国）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顾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凌志军笃定地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讲述中关村，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讲述中国。

　　因此讲述中关村的书当然也不少。不要说中关村，仅是村里那些知名企业金光闪闪的崛起传奇，甚至个别企业家的发家秘辛，都铺满大小书摊。当然这些书更多是关于一家企业如何从小变大，关于企业管理的方法、技巧与……哲学？或关于一个人如何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巅峰。这是中关村的吊诡或者说丰富之处：一方面它是民族创新与国家崛起的丰碑，它年轻而庄重、永恒；另一方面它是资本的狂欢之地，凝聚着这个时代最浮华的欲望与梦想，每天都在见证前赴后继的飞蛾扑火和方生方死的速朽命运。中关村的故事因之就有了两种讲法：一种是在微观层面，为那些成功或貌似成功的企业或个人树碑立传——发迹变泰而不扬名四方有如锦衣夜行；还有一种是从宏观层面，将中关村讲进国家历史中去，但着重讲的仍只是商业与金钱，往往变成某种中关村企业史。中关村那些交错纵横的街道和神色匆匆的行人，就被那几栋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刺眼光芒的高楼大厦简单地替代了。

　　在此背景下，由宁肯来写出一本《中关村笔记》就十足令人期待。值得期待的不是中关村，而是宁肯，或者说是这种组合之怪异：宁肯写中关村是奇怪的事。如他在序中所说，他是“长年阅读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位作家。中国当代小说家当然大多经过现代主义洗礼，但像宁肯这样笃定的信徒并不多见。从最初的《蒙面之城》到最新的《三个三重奏》，宁肯总是致力于用一种专属于知识分子的理性激情，去投入历史与现实，召唤出深埋在表象之下的哲学深度，并以复杂的现代小说技术，解体并重组现实，挖掘与呈现其中的丰富性。因此宁肯在序言中提及卡夫卡和卡尔维诺这样的现代主义大师，并非在故弄玄虚，那的确是他的知识谱系。而这样的知识谱系和讲述中关村之间是如此格格不入。一方面，就立场而言，现代主义正是诞生于工业化之后的精神危机，尽管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暧昧不清，一言难尽，但至少就大致表现来看，现代主义始终致力于对资本的批判。因此很难想象一位现代主义小说家会为资本大加讴歌。另一方面，在表现形式层面，现代主义往往意味着相当繁复的叙述技术：时间恍惚流转，空间腾挪幻化，世界不再稳定熟悉，而打开自己幽深的褶皱，叙述者穿梭其中，似是而非……和报告文学完全不同，小说，尤其是现代主义小说，并不致力于建构，而是要将已在之物变得暧昧、复杂、不确定。但中关村的形象是如此清晰、明确——一个复杂的叙事者在它面前能够做些什么？换言之，对中关村的讲述，需要一位如此精通现代小说技巧的纯文学作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