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春天的时候，定浩专门从上海来南京给我的“现代文学经典导读”上一次诗歌课。说到这个已经开张的笔谈，我问读书甚夥的他能不能选几本正在读的书，介绍一下域外批评实践怎么做这件工作的——于是就有了这篇命题作文式的读书札记。

　　定浩说，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阅读指南》和詹姆斯·伍德的《小说机杼》，是“两本优雅而迷人的小书”。这和热衷生产“大书”“巨著”的中国当下学术生态好不对称。其实，不只是谈论对象本身的“优雅而迷人”，定浩的阅读心得也让人会心一笑有所悟，比如他说：“很多言之凿凿的标准和结论只是源于小说读得太少”。有意思的是，对中国批评界而言，“读得太少”似乎并没有妨碍所谓文学批评论文“大跃进”式的不断地快速生产出来。

　　“怎么说”和“说什么”并非对立之物。作家天然地会先关心“说什么”，关心语言和事物的实体，而“怎么说”，即对这种实体所呈现出的文学性的鉴别与衡量，则是批评家更应该考虑和传达的事。但在中国，这个情况意外地颠倒过来，“怎么说”在某个阶段竟然成了小说书写者最关心和热衷的文学终南捷径，而批评家们，大多数时候却总是在为“说什么”而兴奋、焦虑，或争吵。

　　在诸种属人的欲望之中，表达意见和沟通交流的欲望远远早于创造的欲望。古人类在岩壁上的乱涂乱画，和新新人类在微博、朋友圈上的唇枪舌剑，其实没有太大差别，都是一种意见表达和情绪交流，一种文明的遗迹（或新迹），并且都不在意原创性和署名权。很多作家都写日记，但不是所有写日记的人都乐意成为作家，这些不乐意成为作家的书写者在日记乃至类似日记的自媒体中愉快地议论时事、比较他人，也偷窥（浏览）他人类似的比较与议论。这些表达、交流、比较和议论，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都构成广义上的批评，如果它们和文学有关，是因文学而起或落脚于文学，再稍长一点以至于可以填充报刊的版面，那么或许就会被称为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对于这种批评冲动似无好感，他恼怒于一项“前所未有”的事情，即“无论学生，还是对文学潮流感兴趣的其他人，都在读书评，而不是阅读书籍本身；或者说，在努力作出自己判断之前，他们在阅读他人的评论”。但我觉得，这种“前所未有”，或许只是因为之前很多世代缺乏当今如此发达的评论业，而非之前就没有这样的阅读他人评论的冲动，今天的读者贪婪阅读书评版，过去的读者在客厅和沙龙里交头接耳，其出发点并无二致。至于“努力作出自己判断”，这话永远都不会错，然而一个人的“自己判断”，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不是通过感受、学习和钻研那些更为优异者在类似问题上的判断。我们会反复在不同场合听到某个人义正辞严地表示：“这是我自己的判断”，可我们仔细再端详一下，便会发现那不过是中小学教材、电视广告外加三流肥皂剧一并灌输给他的判断，而他之所以敢于宣称那就是自己的判断，只不过是他太少阅读他人评论的缘故。再举个例子，在现代汉语读者阅读但丁的道路上，如果没有艾略特、博尔赫斯和曼德尔施塔姆奠基性的批评文章乃至诸多但丁学者的帮助，就像在阅读《诗经》的道路上缺少毛诗、郑笺、孔疏和集传的帮助，一个人所谓的“自己判断”，大约不过只是从中重复遭遇有限且已知的自身罢了。现代科学有缸中之脑的设想，可见人无往不在被洗脑之中，最后的差别仅在于你选择被谁洗脑，被智者还是被传销商。

　　每个作家在成为创造者之前，都是一个业余批评者，他大量阅读他人著作，吸纳和分辨他人的论断，从中慢慢孕育和丰富自己的感受力和判断力。和创造冲动相比，与其说批评冲动是一种次要的和附属的冲动，毋宁说，它是一种更为基础的冲动。而在一个基础性领域，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发明创造，而是某种最低程度的共识，以及对这种共识清楚明白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