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当孩子们淘气的时候，母亲总会说：“去，听大妈讲古今去。”于是，大妈身边很快就围了一帮小孩子。讲到最后，大妈必归结到这一句：“古今长，古今短，爱听古今的娃娃不要脸。”于是，小孩子们又在哈哈大笑中一哄而散。

　　长大了，慢慢地才知道，“古今”这一乡间俗语，是很古老的一个词了。在韩文公韩愈的诗里，就有“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的话。后来，又在清人徐仲可的笔记里，看到一则记载：“儿童叟妪皆有历史观念，于何征之，征之于吾家。”他说，光绪年间，他家住在萧山。他的儿子新六刚刚七岁，每自塾中归来，家里的佣人赵馀庆就给他讲戏剧里演的故事，如《三国志》《水浒传》等，新六听了，高兴得手舞足蹈。后来搬到上海，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喜欢听姓杨和姓王的老婆婆说话，她们所说的也是戏剧中的事。“杨京兆人，谓之曰讲古今。”京兆，就是现在的西安。那时我的家乡，正属京兆，而“古今”一词，也正合于我们的乡谈。

　　再到后来，看到北京人刘继庄在《广阳杂记》里说：“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这才终于明白，听古今，并不算什么“不要脸的事”，而是古已有之的人的天性。老人们如此说，那是讲故事的手段，起着“且听下回分解”、调动小孩子兴趣的目的。

　　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乡谈之所谓“古今”，类似于今之书面语“历史”。古亦今，今亦古。古可以鉴今，今亦可证古。听古今，可益人性情，启人心智，使人灵窍，使人清醒。“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宋代文学家黄庭坚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把古今的益处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古人以史比镜，或冠以资治。历史好像一座孽镜台，能给我们照出事情的前因后果：谁创下千秋基业，惠及子孙后代；谁犯下深重罪孽，殃及后代子孙。它也像医案，在这本总账上，记着国民的疾病与健康、症候与结果。人们看了未必找得出方剂，可以去病除根，但至少总可以自肃自戒，警惕不要再犯同样的病。再好一点，从这里看出些卫生保健的方法来，也说不定。历史又像是路标，它立在民族前行的无限行程的路旁，一方面记录经过的里数，一方面指给我们：这里是连续的转弯，需要减速并谨慎驾驶；那里是平坦的大道，但也不能太快，防止平路有倾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