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时，我们还必须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中国的社会发展以及国民文化素质的培养所具有的意义。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以圣贤作为理想人格的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激励人们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完善自己的人格操守，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从而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这在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总是肯定人在天地间的崇高地位，注重人的主体精神，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总是指向人、指向人生，故而，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儒学、道学，还是玄学、理学、佛学，都是人学。

　　因此，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就必须以人为核心，把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有关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建构的精神，以有益于解决高工业技术文明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

　　不少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充满了敬仰之情：莱布尼兹艳羡《易经》的“天行健”；孟德斯鸠赞赏中国政治科举制度对血统世袭制的超越，为“柴门”、“寒门”奋斗者开辟了“通达之路”；歌德推崇中国话本小说中的世俗人格；叔本华看好宋明理学家的人格方式；海德格尔认同道家的生存方式。[1]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则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也经常引述老庄的言论，他将“自我实现”者的精神状态称为“道家式”的。而英国著名作家格林曾这样热烈赞颂过中国人的人格价值与人格理想：

　　我被中国人吸引了。特别是他们那宝贵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钦佩他们远大的历史观，他们固有的彬彬有礼的行为，他们对友谊的特大度量以及他们对朋友的忠诚(他们永远不忘记别人做的好事)。我佩服他们民族的无畏精神和他们几乎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原则的坚强决心。我欣赏他们深沉而热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常常隐藏在容忍的品质之中。我佩服他们那自然而文雅的礼貌，对老年人的尊敬和对年轻人的关切。他们文雅博学而又天真无邪，经常使我们感到惊奇和愉快。如果我处在一个紧要关头和遇到一个真正的危险时，我情愿要一个中国朋友和我站在一起，而不要其他任何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