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志摩诗歌节”的诗歌论坛上，我想还是得围绕着徐志摩来谈。虽然诗人徐志摩的生命很短暂，只有34岁，再除去他少年蒙懵之时，恐怕他真正富有创造力的生命，超不过24年。在这短暂的生命里，徐志摩经历了他较之常人更丰富的人生体验。无论是他与梁启超、胡适、陈西滢、闻一多、朱湘、陈梦家等的请教、交流与思想的互动，还是他与张幼仪、陆小曼、林徽因的婚恋，与凌叔华、韩湘眉的情感生活等，虽然不尽如人意，而且跌宕起伏，但是我们稍一想象便会发现：假若他不曾与那么多优秀杰出的大家在一起，仅仅是一个乡绅的纨绔子弟，那么他又能有什么作为呢？他的情感生活怎么可能如此的丰富多彩，又如此的时空交错、大起大落呢？想想他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乘飞机在南京与北京之间穿梭，既为教学又为生活，既为事业又为情感，就是今天的白领、教授、基层官员要达此自由，恐怕也是望尘莫及的。由此，徐志摩的人生，一是家庭的富裕使他完成了基础教育，二是他的聪颖与慧智，使他交结了天下的英杰，内外用心，始成“诗之情圣”。

　　我以为，这是天意，乃水到渠成，可不是什么人想学就能学得来的。在这里我更想琢磨一下，我们能从徐志摩的人生经历中学到些什么？在我看来，最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品鉴、玩味的：一是他诗中的情调与他生活的志趣是吻合的，也就是说他的生之理念与诗之表达是统一的。经典诗作《再别康桥》就集中体现了他愁绪中含着的浪漫期待，以及期待中的浪漫，既是那么轻盈又是那么凝重，既是那么随意又是押着韵的工整。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怀或情愫，还非在英国或欧洲不能得，换句话说就是，此时此地作此诗，非此妄想也。我们也有过无数的此时此地，但却没有做出此诗。这个现象构成了“此一时”与“彼一时”的时过境迁，或者说是失之交臂，值得我们回味反思，也是徐志摩对当代诗人捕捉“灵感”的启示意义之一。

　　二是从徐志摩短暂的生命却获得如此高的生命质量来看，他融进文明精神的底气与勇气，以及他事实上所达到的艺术成就都说明了他超凡的“觉悟”水平何其了得。每每想到徐志摩与那么多当时的鸿儒大家的友谊与交往，我就有一种敬畏，我觉得他有非常卓越的自信力，否则他无法获得这种坚定不移的心理素质，尤其他还给泰戈尔作过翻译（泰戈尔给徐志摩起了一个印度名字：素思玛），甚至还在工作中获得了珍稀的友谊，这不能不说他为人的诚挚与机敏，或许也是第一流的。他的机遇当然了得，但不是所有人看到机遇便都能够抓住，也就是说徐志摩没有“乡下人”的自卑，这一点尤其重要。哪怕你就是乡下人，也要有乡下人真理在握、敢与泰斗交手过招的自信和勇气，而这种依赖自身的力量与鸿儒大家的精神交流，或许正是徐志摩与泰戈尔、梁启超成为隔辈兄弟的重要经验。

　　三是徐志摩的行动果敢，换句话说，就是他谋事与做事能始终践行理想的精神。早在1923年，他就发起创办“新月社”，后来与胡适等又创办《现代诗评》，不久又主编《新月》月刊，可以说年轻的徐志摩在他还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之时，稚嫩的肩膀就大胆挑起了千钧重担。明知力有不逮，却勇于强求，这就是一种非凡的人之所以能够成就非凡之事的非凡精神。尽管他英年早逝，但成就依然。他的生命质量，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衡量，都是浓缩的精华。设若徐志摩没有意外早逝，而是天年高寿若郭沫若，那他的成就就更是令人崇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