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典型人物和知名人物，是今天小说的事实，难道是小说家的无能？评论家的缺失？亦或读者的不合作？问题的答案总比简单的指责要复杂得多。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当下小说几乎放弃了对典型人物的迷恋，小说家们似乎不再将典型人物挂在嘴边，也不再穷经皓首地去塑造典型人物。因此21世纪近20年来，在蓬勃茂盛的小说百花园里，我们很难与一个典型人物相遇，甚至连小说中的“知名人物”也难以遇到。

　　是否可以这么认为，典型人物已经从当下小说中退隐了，或者说，读者已经不再需要从小说中寻找自己的那面“镜子”——典型人物了。

　　曾经可不是这样，“典型人物”一度是个炙手可热的词。“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这句著名的话，成为我们文艺理论的大众流行语之一，随时随地便能冒出来——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恩格斯于1888年首次提出“典型人物”这一概念，为现实主义文学“画龙点睛”。没想到，这个诞生于遥远欧洲的概念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上刻下了深深印记。

　　20世纪50至80年代，以“典型人物”为中心，小说界形成了一幅颇有趣味的图景：是否塑造出了典型人物——评论家以此作为标准来评判一部作品；如何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小说家以此来思考自己的写作；能否与典型人物相遇——读者以此来决定是否去阅读一部作品。这样说尽管稍显夸张，但有一个事实是，评论家、小说家、读者三方通力合作，共同“塑造”出了一大批典型人物：阿Q、孔乙己、祥子、翠翠、方鸿渐、陈白露、小二黑、周扒皮、喜儿、杨子荣、陈奂生等等。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文学“典型人物画廊”里最“拥挤”的时刻。

　　文学时钟进入1990年代，刻有时代烙印的典型人物逐渐退隐，一些小说知名人物开始登场，《活着》里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红高粱》里的“我奶奶”、《废都》里的庄之蝶、《长恨歌》里的王琦瑶，等等，是这一时期知名度较高的小说人物。我们不愿意将以上人物称作典型人物，是因为典型人物大致包含这样几个要素，一是典型环境，二是共性与个性统一，三是影响深远。而以上这些人物并不局限于某个典型环境，他们个性较为突出，身上交织着个体命运的孤独感和无力感，时代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当然这些人物的影响力局限于小说领域，没有典型人物的社会影响那般深远，不妨称他们为“知名人物”。典型人物和知名人物的文学性，并无高下之分，相反，知名人物的文学生命力或许更为持久，他们呼应了黑格尔的一句话，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这话倒像是在反驳恩格斯的“典型人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