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曾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夏禹传说正是这样一个形态，它既有“史实素地”的成分，又有后世不断叠加的神话色彩。因此，我们在梳理阐释夏禹神话的演变发展时，还要发掘夏禹神话蕴含的“史实素地”。按照钱穆的说法，“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起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夏禹神话传说即来自夏民族的追记。既然是追记，就有一定的史影。而夏禹神话的“史影”包含很多的内容。

　　包含诸多“史实素地”

　　首先是禹的族源问题。禹前期应主要活动在晋南，为避商均而进入豫西，定都阳城，此后夏朝的政治中心基本就在豫西一带，至夏桀亡国后，夏又经晋南逐步向西北退却，在退至汉中一带时，夏族的一支进入蜀地，所以，蜀地的禹迹当是夏遗民带去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禹生石纽”传说应是“禹生于石”这一神话叙事的置换变形。

　　其次是禹平水土之事。根据考古学、天文学、地质学、气候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在公元前2200年至前2000年，确实有洪水发生，禹平水土传说有一定的可信度。记载这一传说的《禹贡》，当是在战国以后形成的定本，其最初的蓝本可能在西周初年就已成型，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不断地附加了各时代的痕迹。至于禹和九州的关系问题，应该说，禹不过是按照当时已形成的“九州”观念治理水土而已。

　　再者是夏禹的征伐传说。禹通过不断征伐，逐渐树立自己的威信，壮大夏部族的势力，最后成天下共主。禹伐共工，是由于共工族在处理水患时影响到夏族的生产和生活，从而产生冲突而发生战争。禹征三苗时，“日夜出，昼日不出”，根据现代天文学的推算，这一天象很可能发生在传说的禹时代，而禹得天下多由于征有苗。禹伐有扈氏传说，反映了禹部族向东发展时遇到了郑州附近的有扈氏的阻挡。

　　还有禹传说出现时间及禹的谱系问题。相传战国中后期逐渐形成了以《帝系》为代表的大一统世系。这种整齐划一的世系排列是靠不住的，但不能否认其价值，在当时它是一种史学的自觉，是知识阶层有意识地对古史传说的加工与改造。对于文献记载中的夏禹是何时出现的问题，新发现遂公盨已经证明在西周初期甚至更早，大禹的传说已被人们当作相当古老的历史进行传播，禹的神性则是后人在原始“史实素地”的基础上附加上去的。

　　最后是夏族的图腾问题。图腾理论是由西方学者建构的，对此应谨慎使用。对于上古传说中的神异现象，我们应重在阐述其所含的文化意蕴，在追溯其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时，对它是如何被先民赋予信仰意义、宗教价值和神话想象等种种文化因素进行阐释，并梳理其演变传承的脉络。夏人对熊有着特殊的信仰传承，鲧禹化熊传说反映了先民物物相生、以形相禅、生命一体化的原始哲学理念；禹母修己吞吃薏苡便能怀孕，是植物作为再生的仪式和象征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