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群”

　　——纪念新诗百年

　　◆网络的随意性，自由性，即时性，也带来了一个重大问题——诗人不再被称为是诗人，诗人变成了“写手” ，写诗很容易，网络诗歌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所以需要发出“重建写诗的难度”的呼声。而且，相当数量的诗人只生活在自己的网站、朋友圈、微博里，圈内的人相互模仿，对于圈外的人的作品不屑一顾，没有差异，自然就弱化了对独创的努力。

　　◆百年新诗史上各种诗歌的“群” ，当下诗歌新诗、旧体诗、网络诗、民间诗的“群” ，都是诗歌发展的正途。

　　“兴观群怨”是孔子对诗歌社会功能的有名概括，出自《论语·阳货》 。诗可以“群” ，其实也可以作为思考中国诗歌生态的一个角度。在先秦时期，“群”的含义比较多，有人把“群”字分解，认为，“君”本义为“管事人” ，引申义为“地方主事人” ；“羊”指某一地方的居民。“君”与“羊”联合起来表示“有君长的地方” ，联合体。 《易经》则说，“群”就是类别：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 《易·系辞上》 ） 。 《礼记》对“群”的解释是“人群” ：“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宋代大儒朱熹的解释最为我注意，他说，“群”是“和而不流” 。在古汉语中，“流”的一个含义是品类。按朱熹的解释，“诗可以群”的“群” ，是和谐，但又保持各自品类的独特性和独立性。我愿意“点赞”朱熹的诠释。

　　观察中国诗歌的生态近些年大约有四个侧面。

　　一、新诗百年

　　这一两年北京和全国各地都在开展纪念中国新诗百年的活动：出版诗典和诗史，有的出版物，一套就多达30卷；到处都在举办研讨会、朗诵会、诗歌奖、诗歌节，夸张地说，简直天天在过节，月月在颁奖，热闹非凡。“新诗百年”成了新诗刷存在感、扩大影响的极佳机会。“新诗百年”也成了旅游部门、社会资本介入诗歌的极佳机会，有些纪念活动变成了诗歌搭台，旅游或营销唱戏的舞台。在纪念新诗百年里，也出现了这样的混乱现象：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试图对新诗史重新洗牌。

　　虽然在纪念百年，但是在“新诗究竟诞生在哪一年”这个基本问题上却众声喧哗。其实，这个时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白话诗”和“新诗”显然应该是不同的概念。对于第一批新诗诞生的时间，胡适自己就说过，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导言》里也说过，我的《中国现代诗学》第一章里同样说过。说的意见都是一样的： 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 2卷6期发表的胡适的《白话诗八首》 ，那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新诗， 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 4卷1期刊登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九首诗，应该是中国第一批新诗。所以， 1918年1月是新诗的生日。从新诗诞生时间的认定上就不难看出，下一个百年赋予我们的使命很多，关键之一是让现代诗学尽快成熟起来。

　　在新诗百年的时候，却出现了完全否定新诗的声音。站出来发声的，不仅有名满全国的学者，还有颇有成就和影响的新诗人。在新诗发展史上，新诗早期有些前辈诗人在晚年的确有闻一多说的“勒马回缰写旧诗”的情况，但是那是他们晚年的心境适合用旧诗表达。最早的一批前辈新诗人的旧诗修养一般都很好。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否定过新诗。新诗出现的主因就是旧体诗不能抒发现代人的所有感情。诗无非表达两种关怀：生命关怀与社会关怀，就是和平与发展。当社会处于相对安静、繁荣的时期，诗的生命关怀的分量就会重一些；当民族处于战争、革命、动乱的年代，诗的社会关怀就会成为那个时代诗歌的第一要素，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书写生命关怀和生存关怀的新诗都留下了不少优秀篇章，成为诗歌的国家记忆。想到战争和动乱年代，我们就自然会想起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想到人生哲理，我们就自然会想起臧克家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想到爱情，我们就自然会想起舒婷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想到对幸福的向往，我们就自然会想起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相信，这些名句会一代代地久传不衰。同样，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是对周恩来的诗的记事，余光中的《乡愁》是对海外华人心路的诗的记事，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是对“文革”的诗的记事，叶延滨的《干妈》是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诗的记事，这样的优秀篇章定能和历史同在，难道还会有什么疑问吗？

　　当然，只有百年的新诗还在成长的路上，没有像唐诗宋词那样化为民族文化传统。主要的问题，除了时间尚短，具体而言，第一是迄今没有形成公认的审美标准，作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新诗同样需要确立诗之为诗的艺术规范，反对确立这个标准是没有说服力的；第二是诗体建设遇阻，进展缓慢，诗坛出现了“诗体建设是个伪问题”的说法，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自身的诗体建设还有待探索，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双轨发展还有待突破。但是这些问题，在新诗的未来发展中一定是会逐步解决的，虽然走向远方的路困难重重。对此，我们要有信心，新诗一定能走向自己的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