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是规划和完成中华民国史编纂任务的“总设计师、总指挥”，“是大陆民国研究的唯一奠基人，功不可没，他对民国史的设计，堪称大手笔”。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李新总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十二卷，《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十二卷，《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八卷，总共三十二卷三十六册、两千两百万字的巨著，中华书局一次性推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编纂工程宣告完成。

　　三十七年的中华民国，四十年的编纂历程，“近代史研究所老中青三代人的心愿得以实现，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大协作的产物，是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

　　胜朝必记亡朝事

　　中国古代设史官，传闻自黄帝始。设馆修史，则由唐代开其先声。已亡的前朝之史必修，执政的本朝史事必记，历代相沿，已成定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结束其三十七年统治，寿终正寝。国民党遁居台湾，虽沿用“中华民国”旗号，制造“两个中国”假象，已为世界鄙弃。新中国建立不久，董必武、吴玉章等即提议编纂《中华民国史》，同时重修清史。1956年，国家首次将《中华民国史》列入全国科学发展规划。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要编纂出版《中华民国史》。

　　《中华民国史》既已列入全国出版计划，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子野就将这项任务交给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李新是中国革命史专家，又极富组织能力，由他主持编纂《中华民国史》，可谓得人。李新遂与所长刘大年、副所长黎澍商定，由他起草编纂报告，以期获得正式授权。

　　1972年8月8日，近代史研究所关于编纂《中华民国史》和三部资料的报告，送交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转呈郭沫若院长、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刘将报告转交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获准。9月9日，刘西尧将报告送交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郭亦批示同意。至此，《中华民国史》编纂工作报批手续完备无误。

　　1972年9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9月改称研究室），副所长李新兼任组长，姜克夫、曲跻武为副组长。刚从河南“五七干校”回京的一批年轻学者，成为研究组的主要成员。李新提出“来者欢迎，去者欢送”，首批报名者二十七人，最多时达五十人。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先后继任者孙思白、李宗一、王学庄、汪朝光、金以林，副主任为朱信泉、韩信夫、曾业英、王奇生、罗敏等。

　　国家“六五”出版计划，将《中华民国史》项目列入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近代史研究所，亦将其列为重点课题，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中华民国史，作为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宣告诞生。

　　中国大陆开展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消息，传到台湾，引起一片惊诧。有人说：“这一事件，犹如台风过境。”“如果他们的皇皇巨著数十册数百册出现在国内外的书架上，到那时我们只有被迫接受缺席审判了。”此话虽言过其实，却也道出某些台湾学者的复杂心情。

　　其实，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对于实现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民族和解，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诚如杨天石所说：民国历史上，中国国民党曾经是革命的、爱国的政党，有过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护法、北伐、抗日等光荣历史，和中共有过两次合作。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报告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杨天石当时在台北参加学术活动，亲耳听到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欣喜地说：“胡锦涛主席也充分肯定我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近年来，两岸研究民国史的学者已经取得很多共识，并启动多项民国史合作研究课题。同是中国人，有什么纠结不能解开？研究民国史，对相关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阐释，有助于揭示历史真相，剔除其中谬误，消除误解，共同面向未来。可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前景值得乐观。当然，这要靠时间和实践加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