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是舒先生（我们一直这样称呼老舍先生）诞辰之日，每每到了这一天，我总会想起那位可敬可爱可泣的老人，他正直、博学、热情、坦诚，还会时不时地以“冷幽默”的方式说上几句针砭时弊的深刻话语，逗得众人哈哈大笑，他自己却一脸严肃地不动声色。今年我依然想起了舒先生，想起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他在一起的宝贵日子。

　　在那段时间里，舒先生为北京人艺写剧本最多，也常常来看排戏和演出，由于在丰富胡同十九号的舒宅与首都剧场的距离不远，他主张不坐汽车，慢慢蹓跶。于是，我就负担起了接送先生的任务。这是我非常喜欢干的差使，因为先生拄着拐杖走在前边，我夹着先生的皮包跟在后边，如同进入了“胡同课堂”，边教边学，边问边答，点点滴滴，受益颇多，真让人感觉到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意思。

　　那天我问舒先生：“作为文学爱好者，您说得注意点儿什么呢？”舒先生扬起头来立即答：“要勇敢地写，不成功就勇敢地扔喽！”他停了一下又说，“有时候，勇敢地扔比起勇敢地写还要困难得多！”多少年以后，我才渐渐地明白了写东西否定自己要比肯定自己更加不容易。

　　有一次，看完了排戏，舒先生兴致很高，有感而发地说：“一个人物说什么固然重要，可他怎么做更为重要！” 我认真地想了想，这一条真是太厉害了，显然把生活和艺术做了严格的区分。人物说什么还应该是属于共性的生活形态，只有让人物找到了怎么说和怎么做的时候，那才算是向个性的艺术形态做了提升，发生了质的变化。

　　舒先生笑着对我说：“戏曲有个好条件，尽管有的是水词儿，只要唱腔儿好，就能遮掩住语言的疮疤，让大家爱听爱唱。可咱们是搞话剧的，没有这个条件，台词是主要的艺术手段，有了台词才能创造出人物来，必须十分考究，精益求精。千万不能废话连篇，专门用‘话’来‘锯’人。那样观众的耳朵受不了，心就更受不了啦！”话剧不能真用“话锯”，这话说得很风趣，也很有味道。遗憾的是，舒先生所批评的毛病依然大量存在着——话剧里的语言往往欠结实、欠生动；话里没有色彩、没有形象，一句只是一句，使人不能联想到生活各方面，不能使观众听到话就看到了图像。

　　舒先生是国家评定的“中国语言大师”之一，也是我们大家所公认的专家里手，在这方面的造诣很深，成就斐然。他笔下的剧本台词可以说是妙语连珠。仅就经典剧目《茶馆》来说，人艺许多人，包括演员、导演、舞台美术工作者，乃至台下看过戏的观众，都能把全剧的主要台词倒背如流。有的精彩台词竟然在生活中广泛地流行起来，经久不衰。比如，常四爷在第三幕里那句十分动情的台词：“我爱国啊，可是谁爱我呢？！”可以说是表达了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复杂心声。难怪巴金把这句出色的台词称颂为“老舍先生的难忘遗言”。

　　舒先生笔下的不朽台词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自己这样回答：“我只愿指出——语言是生命与生活的声音。没有生活，即没有活的语言。我有一些旧社会的生活经验，我认识茶馆里那些小人物，我知道他们做什么，所以也知道他们说什么。以此为基础，我再给这里夸大一些，那里润色一下，人物的台词即成为他们自己的，而又是我的。”说到这儿，他还举出唐铁嘴的一句台词为例：“我已经断了大烟，改抽白面了。大英帝国的香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福气不小吧？”舒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写台词得像写诗那样，千锤百炼。看来越似乎是信手拈来就越见功夫。唐铁嘴是一个无耻的人，就可以说这么无耻的话，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舒先生是如何留意生活中的语言，并把它选择收存起来、准备将来加工成剧本台词的呢？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舒先生一次请于是之到饭馆吃饭，等他们步入雅座间落座以后……

　　服务生问：“您吃点什么？”

　　舒先生答：“瞧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