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颜烨，法学博士，华北科技学院社会发展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研究、安全社会学研究。

　　【内容提要】陆学艺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不遗余力地从社会学角度思考中国社会的伟大变局。他尤其是从大社会系统变迁角度，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目前正处于第三次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是当前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加强社会建设是今后二三十年国家现代化的必然举措；认为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要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促成中产化的现代社会，其突破口和中心环节是要改革现行社会体制；陆先生同时认为，社会建设本身即是建设社会现代化，有九大方面的内容和任务，可以分为三大阶段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推进；并为加快社会建设这一伟大系统工程提出诸多政策建议和可行措施。

　　【关 键 词】陆学艺；社会建设；思想述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迈入新的“快车道”，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问题不少。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大师，陆学艺先生深入思考了中国社会这一伟大变局。先生在生涯最后十年，带领其学术团队不遗余力地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尤其立足从社会学角度思考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事业，其宏大构想和真知灼见砥砺后学。这些思想成果多见于其主编或专著《当代中国社会结构》（2010）、《社会建设论》（2012）、《当代中国社会建设》（2013）及其发表的一些相关文章。笔者跟随先生读书为学八年，耳闻目睹先生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研究的所思所想，这里从系统、结构、理性、行动①四个角度对其思想加以总结述评。

　　一、社会系统变迁：中国已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从社会系统变迁角度看，陆先生认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第三次历史转折时期，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成为当今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因而中国已经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加强社会建设是今后二三十年国家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之举。

　　从通常意义理解，现代化即是指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以工业化（经济）、城市化（社会）、世俗化（文化）、民主化（政治）为主要内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变迁过程。按照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解析，社会系统可以分解为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共同体）、文化四大子系统，分别执行着社会适应、目标实现、模式维持、功能整合四大功能。②

　　陆先生认为，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现代化，也包括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绝不应该用经济现代化来替代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的百年梦想自从19世纪中后期就开始了，但真正迈向现代化征程的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实践探索，尤其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探索和迅速发展。正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1978年12月22日）所指，“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3月，邓小平也再次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③也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直接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写进公报，直到1980年2月，邓小平才初次指出，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④这就回到了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精神上来了。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标题即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认为在新局面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到了1987年党的十三大，才首次正式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写进党的政治路线，并指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报告同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这可谓中共高层关于“四化”的新提法（原有“四化”即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上提出的到20世纪末，基本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局限于四个方面的现代化）。1987年十三大报告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三步”经济发展战略；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小三步”战略。2005年初，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由过去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变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2012年，中共十八大又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总目标、总任务、总布局；全面现代化建设是贯穿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一条主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仅仅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必要举措，具有阶段性。至于后来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同于现代化建设全部，强调“GDP挂帅”，实际偏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精神，是对计划时期“政治挂帅”的矫枉过正。

　　陆先生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强调经济建设是基础，是根本，本身没有错，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建设和经济现代化后，就应该适时加强社会建设，这也是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普遍性规律。⑤经济“单腿”增长的后果：一是资源、环境的破坏和“透支”现象相当严重，影响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财富过于集中在政府尤其中央政府、少数上层权贵手中，使得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三是地方政府纷纷通过土地、矿产等资源的掠夺性拆迁和开发，来缓解日益吃紧的政府财政；四是贫富差距的现实使得社会阶层冲突、道德规范丧失等问题层出不穷。

　　现代化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持续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理性活动；现代性是一个静态概念，现代化则是动态变迁的历史连续过程。按照帕森斯的进化观点，整个社会或国家的现代化，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系统动态的、不断的适应性升级转型。也就是说，现代化具有阶段性。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现代化的水平不同，同时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有所不同。

　　陆先生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体经过三次历史转折，每次历史转折所针对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不同的：第一次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当时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即需要巩固新生政权。第二次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当时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至今，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第三次重大历史转折时期；面临的主要矛盾，则是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这是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⑥

　　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不是陆先生的发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但将社会经济不协调上升到“社会主要矛盾”的高度，⑦而且认为中国目前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约15年，⑧则是陆先生的学术贡献。目前，多数主流意见仍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或者说主要矛盾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即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等公共产品的提供之间的矛盾。其实，这些观点都没有抓住时代的基本问题。

　　陆先生认为，2003年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高层基于对非典疫情肆掠和抗击非典战斗的反思，提出以人为本抓好“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则是抓住了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出现的问题的实质；他认为，尤其是提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十六届四中全会初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更是抓住了当前问题的核心。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计划时期“政治挂帅”的拨乱反正，那么，以人为本的科学统筹尤其是统筹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奉行“GDP挂帅”的反思和拨乱反正。

　　正是对“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成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研判，因而陆先生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即要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要把社会建设放到“国家发展战略地位”的高度加以认识，目的是要协调平衡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建设不至于过度落后于经济发展。⑨

　　陆先生在观照当前社会各界一些人士继续强调GDP挂帅，以及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战略设计的同时，高瞻远瞩地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实践来看，当前加强社会建设是其必经阶段和必然的战略选择：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目前小康社会建设中的社会领域很多指标非常落后；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光靠经济结构调整很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需要依赖于中产阶层队伍壮大以扩大内需、抑制权贵阶层的过度侵蚀等社会结构的调整；三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需要；四是为今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奠定社会基础，即以更大中产阶层的社会民主推进政治民主；五是促进形成现代国家文明秩序的需要，广大中产阶层成员即是先进文化的急先锋。⑩

　　陆先生由此认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往往是经济建设为基础，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改革社会体制、加强社会建设，接着才能进行政治体制的大步改革，最终形成现代化文明。

　　二、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改革社会体制

　　从社会结构变迁角度看，陆先生认为，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即不断壮大中产阶层队伍，形成中产化的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其突破口和中心环节是要改革现行社会体制，使得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在资源机会配置上和力量对比上达致结构性均衡。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社会阶层结构则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内核。何谓社会结构？学界各有各的解释。陆先生认为，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占有不同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和关系格局。（11）由此，他将社会结构分解为十大社会子结构：反映资源机会基础性载体的人口结构，反映整合方式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反映民生活动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反映空间分布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以及反映社会地位的阶层结构和反映社会文明状况的文化结构。（12）

　　关于社会建设，目前国内社会学界以不同内容和任务为偏重，分别形成了民生社会事业派、社会管理派、社会结构派、社会重建派这四种观点，以至于在当前社会建设实践中，也出现了以民生社会事业为重点盖全社会建设、以社会管理为核心取代社会建设的现象。陆先生认为，民生和社会事业建设是社会建设的基础部分，而不是社会建设全部，其目的是要构筑广大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适应能力，是要通过公平合理配置资源机会，形成庞大的社会中产阶层；社会管理则只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治标”的，社会建设才是“治本”，其根本是要通过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尤其是中产阶层队伍的壮大，促成社会的自我管理；而社会重建派基本认为，社会建设即要培育社会组织，增强公民社会的能动性，其目的是要使得资源机会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之间达致均衡，但其结果仍然是壮大了社会中产阶层。所以，陆先生认为，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要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尤其是要壮大中产阶层队伍，促成“两头大中间小”的橄榄形现代社会结构，这是推进社会民主、维持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安定和谐、促进文明进步的社会基础。（13）

　　社会结构反映的实质是社会不平等问题，是资源机会在社会成员中配置的平等性问题。对于如何促成现代社会结构（和谐、平等、民主），政策举措和社会实践是多方面的。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角度看，陆先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建设最主要的是要通过改革现行社会体制，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公平合理配置资源机会，一方面壮大和发挥社会力量及其作用，一方面均等化配置民生、社会事业等公共服务和资源，增强社会成员的社会适应能力，不断促进中产阶层的形成。要说今天中央高层倡导的所谓“中国梦”，其实就是建设现代化“强国梦”，根本上是要形成中产阶层占主体的现代社会结构的“梦”。

　　除了阶层结构调整和优化，陆先生最关心的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关注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尤其在近几年，他更关注“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即城乡结构在城市内部的二元复制，是指城市存在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城内二元结构，也就是，体制外的农民工与体制内的正式工或体制外的高级白领和市民之间，在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社会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的不公平，即“一城两制”的二元分割现象。因此，他认为农民工是当代中国的新工人，是改革开放时期工人阶级的生力军，也是中产阶层的“孵化器”之一；由此他疾呼要大力改革农民工体制，实行“同工同岗，同工同酬，同工同权”，根本上改革城乡、城内二元结构。

　　社会体制是社会建设的顶层宏观架构。陆先生认为，中国现行的社会体制多数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逐步建立起来的，是为计划体制服务的。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还没有改革成功的社会体制并行，很不协调，这也是目前许多经济社会矛盾产生且久解不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推进社会建设，必须以社会体制改革为中心环节和突破口，要像当初改革经济体制那样改革社会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人、财、物的资源机会配置体制：一是明确政府、市场、社会的各自定位和功能作用，要像当初经济改革那样，政府要向社会简政放权，开放社会空间；二是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改变政府长期以来对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大包大揽的局面，放宽民营经济、社会组织参与兴办交通、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等社会公共事业；三是要改革公办的科学、教育、医疗、文化等事业单位的体制、机制，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调动这类事业单位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办好公共服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四是发挥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尤其社会中间阶层民主参与的作用，让群众成为社会建设决策、社会改革的主体，切实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五要切实改变过去那种公共财政投入“重经济、轻社会”和“上强下弱”的局面；六是打破束缚各阶层成员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大领域交互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尤其要拆除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流动壁垒，确保成员依据自身能力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实现合理流动。还要解决政府对基层服务投入不足（缺位）、基层管控干预过多（越位）的双重困境，改变社会民主参与不够、能力不足、市场资源整合不力等状况。（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