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精神障碍的传统治疗模式不同，美国针对精神障碍的“家庭干预”将精神障碍者置于由个体、家庭、机构、社区和社会构成的系统环境中，以家庭为主要载体，通过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照顾者的心理教育、家庭教育和家庭咨询等服务，达到降低精神障碍者疾病复发，进而达成提升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目标。经过多年实践，美国针对精神障碍者的“家庭干预”已经形成立体支持网络，这对我国精神障碍者的社区康复具有宝贵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关键词：家庭干预 精神障碍 美国　

　　作者简介：井世洁(1974- )，女，河北保定人，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精神健康及司法社会工作方面的研究工作。

　　“家庭干预”是一系列旨在通过为精神障碍者及其家庭成员(特别是照顾者)，提供相应信息、知识、物质支持及应对方式训练，使其获得有利于康复的系统环境，从而减少精神疾病复发、保证精神障碍者恢复社会功能，并拥有更好生活质量的一系列服务项目的总称。在美国，随着对精神障碍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入，对精神障碍者的家庭氛围的关注度持续提高，针对精神障碍者及其照顾者的“家庭干预”已经成为美国精神疾病康复研究和服务实践的核心领域之一。

　　一、“家庭干预”服务的诞生背景

　　“家庭干预”在美国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它的产生与发展与对精神障碍治疗的研究与实践反思和精神疾病治疗去机构化的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

　　(一)外在诱因：精神障碍治疗的去机构化

　　不同历史阶段，家庭在精神障碍治疗与照顾中扮演着不同角色。18世纪之前，家庭是精神疾病患者的主要照料者，由于精神障碍被认为是“恶魔附体”、“鬼神作怪”，因而多采用清洗和求神饶恕的治疗方法，针对精神障碍者的家庭照料是非人道的、严厉的，甚至是残暴的，精神病人被用锁链拴着，被囚禁在地窖或者阁楼里。随着对“照顾”概念认识的深入，自十八世纪末，大量公立医院得以建立，并开始为病人提供人道、文明的治疗，自此，精神病患者被送进公立精神病院接受治疗。随之而来，精神科医院治疗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病人与家庭和社区相隔绝，患者家人与专业人员之间缺乏沟通与配合，病人的退缩、自闭、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日趋严重，医院里疏忽、虐待病人、卫生条件恶劣等问题日益突出。这种现实状况催生出了一场席卷西方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精神医疗体制革新运动——去机构化运动(the Movement of Deinstitutionalization)。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去机构化运动使家庭在精神疾病治疗中的角色得以重构。随着精神医疗科学的发展，药物治疗的有效性越来越高，在持续接受治疗后，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等慢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病情改善相当显著，这为精神疾病患者走出医院、回归社区生活提供了基本前提。精神科医院的经费紧张、病人的社会融入困难、医院内部管理混乱和虐待病人等问题越来越成为突出的现实问题。六十年代的人权保障思潮的兴起为精神病人权益的改善提供了新的契机，主张将精神病人安置在人性化的空间给予照顾的呼声日渐强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约翰·肯尼迪于1961年签署精神疾病与健康法案(Joint Commission for Mental Illness and Health)，令联邦政府授权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主导全美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其目标是使精神疾病患者能够在社区中维持正常生活。1963年，肯尼迪政府推行“社区精神卫生中心法案”(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enters Construction Act)，希望能够将医院中的慢性精神病患者转移至社区，使他们能够接受以社区为基础的照顾。

　　此后数十年间，美国政府先后拨款数十亿美元发展社区为基础的精神疾病照顾方式，很多不具备资质的大型精神病医院被关闭，大量精神障碍患者被转移至社区或综合性医院的精神科进行治疗及社区康复，接受医院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人数显著减少，据数据显示，从1955年住院治疗的病人达558，992人之多，在去机构化运动实行二十年后的1976年，住院接受治疗的病人数锐减到193，436人①，到90年代中期，更是减少到仅有约90，000人。②去机构化运动使大量精神病人回归社区，将精神障碍治疗与康复的阵地从精神科医院转向了家庭与社区，这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对精神病人及其家庭、社区、机构和社会来说这也是一个极为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