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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大渡口区结合“熟人社区”建设，新培育和规范了545个社会组织，引导扶持社会组织在矛盾调解、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使之成为社会治理创新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加快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支持群团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

　　社会组织的服务，怎么摆脱“走过场”“没啥用”的评价？如何处理好与基层政府的关系，“演”好角色，赢得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着哪些问题与困难？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居民有需要，政府力所难及，怎么办？

　　“老街坊”互帮互助

　　“社区管不着，有事找工会”，大渡口区茄子溪街道滨江社区是重庆石棉制品总厂的家属小区。几十年来，居民啥事都找厂里的工会解决，社区落得清闲。但几年前工厂改制了，工会也就散了。矛盾调解、房屋维修、老年活动、孩子托管……居民大事小事都得找社区。

　　“社区就那么几个人，忙得天天加班，腿都跑断了。”社区党委书记李拥军挺无奈，“但社区能力有限，好多问题确实解决不了。我们累得不行，老百姓还不满意。”

　　居民有需要，但基层政府力所难及，市场力量又不愿介入。这个结怎么解？2013年7月，在政府的引导下，社区居民成立了“老街坊”等6个社会组织，尝试自主自愿、自力更生的解决之道。

　　一些有威望的居民加入了“和事佬协会”，为邻居们调解矛盾、解决纠纷。“邻里合作社”的志愿者则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免费为居民提供水电、管道、房屋维修等服务。此外，“四点半爱心托管班”“青少年兴趣馆”“夕阳驿站”和“心悦聊吧”等团队也纷纷行动起来，利用特长，分别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提供生活和学习上的帮助。

　　截至今年3月，“老街坊”旗下的社会组织共调解解决了371起邻里纠纷，开展老年人系列活动210场、青少年活动106场、托管少年儿童开展活动130场。

　　“做调解工作的志愿者一般都是长者，讲起道理来大家愿意听。”社区居民王远新说，“‘老街坊’成立后，大家互帮互助，邻里关系和谐多了。”

　　为支持“老街坊”的活动，滨江社区每年予以4万元左右的资金支持。李拥军说，“‘老街坊’的工作人员都是志愿参与，物质奖励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社区通过一些表彰活动，给他们发小礼物以示鼓励。”

　　居民罗玉新是社区义务维修队的主力，“给邻居们帮忙是举手之劳，大家能够认可我，辛苦也就值了。”

　　“居民互助、出行拼车、互助育儿、公益慈善……只要相关个人的事情，都应首先发挥自治作用，自治解决不了的，才找政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认为，“政府应该起到的是一个帮助者的作用，提供秩序、安全和监管等基本公共服务。如果政府管的太宽，对政府和老百姓都不利。现在的新型社会组织亟须成长壮大。”

　　国家行政学院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吕洪业认为，新一届政府以“简政放权”为重要抓手推进改革，强调“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职能方面作用逐渐显现。从全国层面来看，社会组织规模数量持续扩大，发展格局更加规范，功能作用也有了显著增强。

　　政府避免“出钱出力还不讨好”

　　“红帽子”成“紧箍咒”

　　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古渡社区，和别的地儿不太一样。社区服务大厅的旁边，是一个“法律超市”，志愿者在这里为居民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再往里走，则是电影放映室和功能不同的多个活动室。

　　“社区不应该是一个行政味儿太浓的地方，而应该是居民的活动场所。”春晖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刚介绍，2013年，当地请专业社工来给政府工作人员和本土社会组织上课，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培育专业运营团队。而社区服务大厅环境的变化，就是改造计划的一部分。

　　“党委、政府要避免陷入‘出钱出力还不讨好’的尴尬。”吴刚说，“现在我们搭建平台，出台扶持政策，把服务的职能交给社会组织来做，目的是希望他们帮助本地的社会组织培育壮大起来，让社会组织能‘接得住’。”

　　现在，春晖路街道的社会组织已有49支，数量在增加，能力也有大幅增强。“以前就是老姐妹自娱自乐，没想到现在还能做点事情。”社区合唱团团长唐永红很自豪，“我们在社区承办了一场演出，组织演员500多人，社区1万多居民几乎人人到场。”

　　春晖路街道为社会组织出台了专门的扶持办法。对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根据影响力和群众口碑，有多项指标进行打分考核，根据分数高低，街道予以不同数额的奖金。2014年，仅这一项，春晖路街道就投入20多万元。

　　“社会组织该怎么走，政府要引导。”吴刚说，“但我们不能做事事包办的‘恶婆婆’。”

　　“我们以前做得比较多的是主体监管，就是社会组织都带上‘红帽子’，有一个主管部门。现在着重对社会组织进行行为监管，戴上‘紧箍咒’就可以了。”贾西津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有形成社会资本、构建社会纽带的作用，以及提供实体性公共服务的功能。这需要专业治理结构、专业人员，以及公众的参与和信任。”

　　“政府应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向社会组织增加资源投入。”吕洪业认为，但也要加强监管。以宽进严管为原则，建立信息平台和监督评价机制，强化对社会组织的资金、项目监管。

　　让居民走出家门，促进邻里互助

　　社区呼唤职业人才

　　联心公益发展中心，是一家公益组织，成立一年半以来，承接了新山村街道、团区委等各级政府、部门的9个项目，包括统计调查、养老服务等多项内容。

　　“居民觉得我们的工作更细致更贴心，在政府考评时帮我们点赞，我们的业务也就打开了市场。”中心主任王晓露介绍，“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社工专业毕业，有相关的资格证书，兼职人员也是社工专业的大学生。项目还有高校专家进行督导。”

　　目前社会组织发展的难题还是在“人”和“钱”上面。“现在的中青年群体压力大，社会上中青年参与义工服务的氛围不浓。”王晓露说，“找企业捐助，很难。而社会组织工资低，难以留住人才。”

　　“目前国内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和经济水平不匹配。社会组织发展，资源投入瓶颈始终没有打开。由于准入限制、主体控制、税收障碍等一系列制度门槛，很多社会资源投入社会组织的意向实现起来比较困难。”贾西津认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最大的问题依然是观念。包括政府的认知、老百姓的理解、社会组织自身的理念，开放性不够。”

　　“一些社会组织依然过多依赖政府。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社会组织的作用认识也不到位，习惯将社会组织视为‘二政府’。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在资源获取、制度建设及规范化管理、项目开发及营销、公共关系等方面还存在很大不足，直接影响了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吕洪业说，“社会组织应该建设职业化、专业化的人才梯队。”

　　大渡口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郭诏彬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减轻了政府的负担，给居民提供了更满意的服务，推进了社会治理创新。“社区居民走出家门，互信、互助，进而互爱。这也是我们大力打造‘熟人社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郭诏彬表示，“促进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将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