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发展、社会结构、企业组织和社会政策。

　　中国13亿人口这样一个大国发生社会巨变以及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和平崛起，肯定会对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产生影响。这也是中国社会学产生国际影响的契机，中国社会学有责任向世界解读中国社会的变化，使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们党从新的历史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一重要议题的提出，对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和探索提出了新的任务，也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日前，本报记者围绕如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如何深化中国社会学研究等重要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

　　　1全面看待“社会矛盾多发凸显”说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关键期、改革关键期，快速行进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步伐，也使我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凸显期。您怎样看待这个矛盾凸显期？

　　李培林：关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突出特点，一种大家似乎都接受的概括，就是“经济持续发展、政治总体稳定、社会矛盾多发凸显”，或者说是发展关键期、改革关键期、矛盾凸显期“三期叠加”。

　　怎么看待当前“社会矛盾多发凸显”呢？首先要看到，这是巨大社会变迁中的社会矛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迁。这种变迁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波及之广、影响之深、势头之猛，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罕见的，有学者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社会矛盾多发凸显与这种巨变的规模、范围和速度是密切关联的，你很难指望这样一个巨变过程是轻松欢快的旅游，毕竟改革是深刻的利益关系调整。

　　其次，这是伴随着社会巨大进步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中国综合国力由弱变强、人民生活极大改善、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国际地位和文化影响力迅速提高，都是在这个阶段实现的。比如正是由于中国的大规模减贫，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世界贫困人口减少。社会进步是主流，社会问题是伴随而产生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以存在的社会问题否定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成就，那也是偏颇的，会导致误判。

　　再次，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均衡的结果。我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驾驭巨大社会变迁的能力滞后于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所以，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活力，处理好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复杂多样，处理起来难度很大，有些矛盾还容易转化为对抗性的群体性事件和干群冲突。您如何从理论层面看待当下我国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

　　李培林：在我看来，产生诸多社会矛盾的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但基本上都与两个大的转变有关联。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巨变，基本上是由两个大转变构成，一个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另一个是社会结构的转变，也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信息化的过程。在现代化历史上，同时进行这样两个大转变的国家是很罕见的。比如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的问题、部分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紧张问题、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问题、单位制弱化后社会人的管理问题、农村人民公社解体后的干群关系问题等，都是与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有关联的。再比如，大规模社会流动带来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引发的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都是与社会结构大转变有关联的。而且，在我们国家，由于发展迅速，不同阶段的发展问题压缩在同一空间和阶段同时出现，加之互联网等新型信息传播的出现，使一些局部的问题很容易扩散成全局性的影响。

　　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历史过程，也有赖于我们社会治理能力、治理技术的提高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完善，不能指望这些问题能够有灵丹妙药，在一夜之间全部解决。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的解决，在新的形势下把握这方面的规律。在地方领导干部考核中，也应当把解决历史积累的社会矛盾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不能今朝不理前朝事，为官一任，要富民安民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