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是我国改革的战略方向。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中间阶层规模壮大、中间阶层政治作用及中间阶层筛选对社会和谐作用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为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引导我国中间阶层健康发展以及推动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应采取以下的政治措施：构建公正的社会分化机制，强力扩展中间阶层形成的社会空间；扶持中间阶层自身发展，推动其政治上的成熟；提高政治系统的容纳和协调能力，化解由中间阶层发展而引发的阶层矛盾。

　　急剧的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社会结构处于剧烈分化运动中，而分化意味着社会资源重新分配，这必然会打破社会原有均衡状态，使社会陷入贫富差距扩大的困境，也引起原有社会调节机制一定程度的失效，社会矛盾凸现，社会稳定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能否在社会分化中实现社会和谐即找到社会分化和社会和谐的契合点，成为我国能否顺利完成社会转型和现代化任务的关键。笔者认为，这个契合点就是努力推动中间阶层①发展，形成中间阶层社会。但当前我国中间阶层发展中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因素，这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特征的集中反映，也是政治制度和体制安排不到位、不公正的负面产物。必须正视当前政治制度和政策中存在着的不利于社会公平分配和中间阶层发展的各种问题，积极引导社会分化，构建有利于中间阶层规模扩大的机制，使其成为社会中坚阶层，最终形成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菱形”社会结构。

　　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是“介于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其划分的标准主要是收入水平和财富拥有量，同时兼顾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社会心态、价值观念等因素。”②具体包括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主、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群体。中间阶层发展具有塑造社会阶层间的开放性和缓冲阶层间的矛盾冲突等方面的社会效应，“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阶层结构模式才能使一个社会获得最可持续的、最稳定的和谐。

　　一、中间阶层发展是我国社会和谐的结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结果，并由此引发了愈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据世行测算，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已攀升至0.47，③这意味着财富已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④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我国中间阶层虽有所壮大，但远没有成为我国的主导阶层。李春玲以中等收入水平、从事白领职业为中产阶层划分标准，经调查发现，在全国总人口中，有条件成为中产的相应比例仅为6.7％，即约8898万人可能成为中产阶层。而且我国中产阶层主要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之中。在北京，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占总人口的15.9％，约占就业人口的30％；在上海，符合相应条件的人占总人口的13.2％，约占就业人口的25％。在全国城市总人口中，有条件成为中产的人的比例为9.4％，在城市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为19％。⑤根据这一数据，我们可以认为，目前我国基本上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处于下层。无论是公众的主观感受，还是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们近年来发表的大量客观调查和研究成果，都表明了个体、群体、区域、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巨大甚至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严重滞后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变和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我国正面临着两极分化的风险。

　　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如果“金字塔”式社会长期存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得不到及时遏制，就会动摇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基：首先，占人口多数的底层社会成员会形成对根本政治制度的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在纵向比较上普遍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或延缓了底层民众由于横向比较而产生的质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贫富差距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底层民众的社会不满感将不断加重，通过经济增长而积累起来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也将不断流失。其次，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财富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平均主义固然会导致效率低下，但相对公平也是效率提高的前提，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如果向上流动机制不畅、机会有限，浮躁、投机等各种消极心理就会在社会中弥漫，提高“效率”不再被当做市场的主要竞争手段，社会分化就可能降低增强社会活力的功能，经济也会失去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再次，贫富差距的拉大必然带来大量的社会矛盾，从而从整体上加大政治系统的压力，更为严重的是，当社会贫富差距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上层和底层之间的利益矛盾极易变异为根本的利益冲突，此时，社会分裂也就不可避免。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分析和忧虑，中间阶层发展问题进入了中国的学术视野，并逐渐成为中国改革战略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调整利益关系，缩小贫富差距，遏制两极分化，推动中间阶层规模的扩大和成熟，形成“菱形”社会结构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界的一致看法。

　　必须指出的是，中间阶层壮大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手段层面上，即当下我国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问题能否顺利解决的关键出路；更体现在目标和价值层面上，即形成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是我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因而，中间阶层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更是被看做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志和最好的注解，被看做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的重要证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应当有足够的社会流动机会，经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处于社会中游状态的社会资源。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缺乏中产阶层这一‘缓冲地带’，社会结构就会变为贫富阶层的直接对立，最终导致戾气丛生，矛盾频发，严重影响国家的稳定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的命运是与中产阶层紧紧维系在一起的，一个健全的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唯有这种力量的壮大快于其他力量，未来的改革才会趋于良性。这有赖于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也有赖于执政者拿出改革的勇气和智慧。”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