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研究基于对本土代工厂的田野调查,试图从“公—私”范畴入手,对当前中国工人劳动和生活状况背后的一些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做出分析和说明。研究者认为,劳动价值和劳动者的被私性化,城市治理体系中公权力向私权力的让渡,以及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法外灰色地带的扩张,等等,这些复合的因素造成了今天代工厂工人劳动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关 键 词:代工厂/工人状况/私域/公共领域

　　标题注释:本研究得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支持,同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推进人的城镇化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的资助(项目编号:14AZD025)。

　　作者简介:陈映芳,龚丹,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030 陈映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4年夏季的一天,我们社会调研小组正在走访P市一家代工厂。大门口门禁森严,等待进厂的时候,就在边上的警卫室窗口,我们看到一对来自外地的中年夫妻正在询问警务人员:“我们家孩子失去联系半年了,我去找他们(作者按:指厂方),他们不理我们。昨天就来了,叫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了说要等到下班,等到下班了人出去了又找不到了。又不是失去联系一天两天了,这么久了。”窗口值班人员表示自己无法受理此类案件,让他们去找其他部门。

　　一个活生生的青年工人失踪了半年多,无人知无人晓,也无处可以询问。眼前一幕令我们惊心。但在随后的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这一类事件在代工厂中时有发生。在数万工人的这家代工厂,每天有几百人来应聘,每天又有几百人离职,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一个个年轻工人到底是谁,他们来自哪里,又去了哪儿。理论上,在这里,工人只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商品,通过各种中介,他们自愿地被企业雇佣,也可以自由地离开。采访中我们多次听到说:“这里就是个劳动力的大卖场”。一个个被高度物化的、廉价的“劳力”,他们的劳动效率和工资被雇佣方严格地管理、精密地计算,但他们的生命和生活,除了他们自己和家人,很少人真正关心,也很难找到确切的责任方。他们的劳动和生活事实上被置于“公权力”、“公共社会”等等的公共领域之外。

　　关于中国当下工人状况的研究,多年来两个最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分别是:以公民权理论为基本视角的“农民工”研究,以劳工理论为基本视角的“工人阶级”研究。近年来,世代理论和社会风险理论等被引入农民工研究,有关“青年民工”、“二代民工”的议题备受关注。另一方面,随着富士康工人自杀问题的暴露,“工厂政体”概念被引入中国问题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工人在工厂体制中的生存状况的复杂面向被逐步揭示。本研究基于对本土代工厂的田野调查,试图从社会结构的另一个维度——“公—私”关系——入手,对目前中国工人劳动和生活状况背后的一些结构性因素做出分析和说明。

　　一、被置于私域中的劳动和流动

　　1.被私性化的“劳动”

　　“劳动”在中国曾经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劳动被赋予了崇高的价值地位,不仅“劳动”创造了人,而且劳动者还是公共世界的创造者。①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时期,国家曾大力建构劳动的价值。劳动不只是个人谋生获利的手段,它为国家所认可、所推崇,劳动者也因此获得了国家属性。作为国家可汲取资源,劳动力统一被纳入国家的支配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与国家发生关系,形成了一个劳动国家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农村劳动也由个体劳动转为集体劳动,据此农民获得特殊的国家性。②

　　将劳动放入公私分析框架,对人类的某些劳动被置于私域而受到排斥这一问题的提出,是西方女权主义学说对劳动研究的贡献。针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性别分工,基于公私领域分离的视角,女权主义学者对家内妇女劳动的价值被轻视的观念和政策提出了批评。在对当代中国现实的研究中,贺萧教授将上述分析框架运用于对1949年以后妇女劳动的研究。她的研究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村,家务劳动被认为与生产无关,家庭也被视为私的领域,由此,妇女的家内劳动被遮蔽于公共领域之外。不仅如此,在公共领域和集体劳动中,妇女的劳动价值也被轻视,在工分制的报酬体制中,她们普遍受到不公平对待。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