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意识形态终结论”是20世纪兴起于西方并对中国产生一定影响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其历史内涵呈现阶段性特征，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技术—福利”式、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民主—文化”式、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则走向自我反思。在唯物辩证法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双重视域下发现，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联姻”是其深层根源，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其现实目的。其理论逻辑充满了虚假性与欺骗性、历史逻辑是狭隘的与片面的、现实逻辑是主观的与表面的。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批判，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增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关键词] 意识形态终结论；唯物辩证法；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 姜汪维，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杨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共产党宣言》深刻揭示意识形态革命是社会革命的深层本质[1]。如何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还将长期并存的情况下，处理好本国发展与承担国际责任、维护世界和平与坚持国家核心利益、实现民族复兴与现有国际秩序深刻调整这三对矛盾关系，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探索并试图解决的问题。一些学者借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的问题，形成不同于马克斯恩格斯原意和现实指向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以下正文中简称“终结论”），给我国思想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习近平多次提出要用好唯物辩证法，要善于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其本质和规律，坚持发展、全面、系统、普遍联系地而不是静止、片面、零散、单一孤立地看问题[2]。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将世界历史置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大势去考察，正是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终结论”的利器。

　　一  历史之嬗变：“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演进及对中国的影响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技术—福利”式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本时期的“终结论”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考察，此时正值二战之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经济迅速复苏，西方资本主义内部意识形态之争日渐式微，于是，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已逐步取代意识形态，成为解决经济政治问题和构建知识谱系的主要方式。马尔库塞认为，现行技术的合理性使得发达的工业文化具有意识形态性，工业社会控制力量已经意识形态化，生产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塑造[3]。丹尼尔·贝尔进一步认为，“大众社会”已取代阶级社会，国家转变为经济仲裁者的角色；人们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巨大经济成果，厌倦意识形态之争；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正彼此接近并日渐趋同。故此，他宣称接受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和多元政治已成共识，现代化工业社会按照专家治国、技术理论的蓝图来进行设计和管理就够了，不需要什么意识形态[4]。另有一些学者侧重于从福利国家的施行和工人政治参与的实践，来论证“意识形态衰落”和“乌托邦破灭”。曼海姆将其具体条件类型归结为三种：一是工业社会技术理性的扩张导致现存秩序的合理化和去神秘化，人们对终极价值（本质合理性）的狂热转向追求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功能合理性）。由是，政党指导理论丧失其阶级属性，变为“知识社会学”和思想史的一般方法[5]。二是民主政治的逻辑削弱了意识形态信仰，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的政党要想赢得议会选举，必然温和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诉求，转而对社会经济、民生日常给予更多的关注[6]。正如李普塞特所认为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业已接受公民的身份，“左”“右”两派的界限渐趋模糊。于是，保守主义开始接受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主张，而“左”派则开始接受自由政治和市场经济理念。三是社会相对富裕，民众失去为信仰奋斗的抱负，社会制度的更替成为边缘性话题[7]。概言之，他们认为意识形态业已失去作为激励人、凝聚人、改造人的精神力量，社会和政治的合法性正日渐借助科技理性以及有效运作的社会秩序、利益集团的代表制等世俗方式来表达。

　　（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民主—文化”式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强势推进，新自由主义理论成为霸权话语，加之苏东剧变、东德西德统一，于是一些学者和政府要员认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已经消失，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如弗朗西斯·福山将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统统视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他们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而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则构建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和框架，在此制度下，所有问题都将得到根本解决，因此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与“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历史将终结于此[8]。另一代表人物亨廷顿则认为世界各国最普遍、最重要、最危险的冲突已由阶级对抗转化为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矛盾，文化差异才是决定国家利益是否联合或对抗的根本原因[9]。因此，他认为未来世界政治的主轴是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与价值观念的挑战。此外，尼克松和布热津斯基等政府要员则是直接唱衰共产主义的前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将“不战而胜”。可以说，民主与文化是这一时期“终结论”的两个拳头，以此攻击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制度。

　　（三）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自我反思

　　福山这一时期的言论仍然具有代表性。他直言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出现了“民主衰退”，因为参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不是恢复到威权主义，就是民主制度遭到严重侵蚀；而第二个十年伊始，民主国家出现了若干形式的病状，美国更是陷入了“政治焦虑”“政治衰败”[10]。实际上早在1988 年贝尔重写《意识形态的终结》“跋”时就指出，当19世纪末旧式的意识形态之争快要终结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围绕工业化形成新意识形态。区别在于，如果说前者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追求社会平等和更广泛的自由，那么后者则是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和民族富强。因此，他提醒统治者们只有提防意识形态陷阱才能真正认清其本质。结合贝尔的论述可以看出，“终结论”者对于自己一直深信并坚持的自由民主表达了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自 2011 年以来，福山又不断撰文批判美国民主制度陷入衰败，如《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好可交给中国的》《美国制衡制度结出政治僵局恶果》等，指出作为“灯塔”的美国资本主义出现了国会的左右两极分化、令法案难以通过，没有出现强大能干的总统，既得利益集团挑战现有政治秩序，精英集团要挟美国政治、想方设法将既得利益代际传递等问题，这些都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进行了总结和概括[11]。2016年，福山面对特朗普政府民粹—独裁主义药方，甚至预言了特朗普将采取惩罚性关税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12]。可见，福山本人也承认自由民主国家的文明特性是放弃崇高价值信念而追求自私自利，欲望与理性的支配反过来会威胁到自由社会的维系。“终结论”者的这种自我反思，表明作为学术论争的“终结论”实已自我证伪，亦即自我终结。

　　（四）“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及中国现实之思

　　纵观“终结论”这三段具有代表性的发展史，可以看出，这些理论家们并不是从存在论视角谈意识形态是否终结，而是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对全球意识形态的格局、意识形态本身的存在形式、地位和作用提出符合资本主义立场的解读，因而呈现出一种否定性演进的特征。换言之，只要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终结论”就不会终结。它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原意，与马克思恩格斯在价值立场、解决方案、实现路径等方面均有本质差异。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13]，阶级立场的根本对立，是区分两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标准。马克思主义者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将摆脱一切虚伪的、片面的、主观的意识形态的奴役与控制视为“两个决裂”的重要内容，经此实现“两个必然”、达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终结论”者或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主张代之以科学理性、价值中立（如贝尔）；或视为政党纲领，主张代之以市民社会学和兼顾各方利益的改良方案（如李普塞特）；或视为极权主义的工具，主张代之以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如福山）；或理解为政治对抗的根源，主张代之以文化共同体（如亨廷顿）。具体内容虽不同，但无一不是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限的特殊性夸大为无限的普遍性，从而曲解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对世界历史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终结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衍生出“意识形态淡化论”“制度趋同论”“学术中立论”等论调，有的人言必引西方，放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构建，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实际上，正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才使“四个自信”得以彰显。如今，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下[14]，政治的持久和平需要对话协商的新机制，军事的普遍安全需要共建共享的新理念，经济的共同发展需要合作共赢的新平台，文明的开放包容需要交流互鉴的新态度，生态的清洁美丽需要绿色低碳的新时尚[15]。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方案中，没有直接宣示自身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但并不影响其成为实践中的主导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新时代中华文明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力和思想资源，为国家关系转化为消除对立的真正“人”的关系提供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