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的意义；各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违背这种普遍规律。但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实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唯物史观不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不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宿命论和预成论，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不是可以到处生搬硬套的僵死公式。历史规律不是先于或外在于活生生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神秘之物，而是在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本质的、稳定的联系；由于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能动选择的广阔空间，各民族的发展道路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式，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不等同于各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

　　关 键 词：历史规律；各民族的发展道路；世界历史

　　作者简介：刘奔(1942—2007)，日本长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史观、价值论和文化问题；任洁(1977—)，山东临清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历史唯物主义和文化哲学。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7)03-0005-06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而历史规律学说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正是由于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才揭开了覆盖在社会有机体之上的神秘帷幕，提供给人们看待历史发展的崭新科学的历史观。关于历史规律，学界似乎已经阐述很多，然而长期以来却有这样一个理论误区，即认为后人(如斯大林)总结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说”是各民族必然要经历的历史发展阶段，将历史规律与其实现方式等同起来，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各民族的发展道路混为一谈。这是一种简单化、公式化的思维方式，结果对各民族的发展战略的选择造成了不良影响。鉴于此，本文试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作一分析，希望对澄清理论、指导实践有所裨益。

　　一、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及其在思维上的理论抽象性

　　对于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有明确的总结，历史规律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 (P776)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规律作了更精确、完整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后来，马克思又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理论，即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个人独立性—个性的自由发展三大阶段，这个理论反映了各民族的发展的普遍规律性。

　　历史规律是马克思通过考察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现实蓝本得出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2] (P23)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马克思总结出了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辩证运动这个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既然历史规律是思维抽象的结果，是一种历史理论，那么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只能依靠人们的思维，人们不可能从各民族的历史发展现实中直接看到历史规律的存在。

　　二、历史规律实现方式的具体性和多样性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蓝本总结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是完成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历史规律只有通过各民族的发展现实才能得到展现，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对于思维抽象出来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曾说：“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3] (P74)他认为，抽象的历史规律一旦同人的物质活动相分离，就会变成同义反复的、无生命的、空洞的、凝固不变的形而上学规定，这是为他所坚决反对的。

　　实际上，历史规律就生成并起作用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之中，历史规律不是游离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之外的规律，而是根植于实践之中。在物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必然、稳定的联系就构成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正是由于历史规律的物质载体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才使得历史规律具有了不同于自然规律的独特性质，也才使得历史规律的实现呈现出复杂多样性的具体表征。唯有以实践为基点才能正确理解历史规律的抽象性与实现方式的具体性，也才能把历史过程既看作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又看作历史主体的能动过程。恰如马克思所说“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3] (P73)

　　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实践与历史规律的内在共生性的相互关联，往往会陷入某种理论的偏执之中。一种是把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相混淆，从根本上取消或贬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能动作用及其历史地位，导致机械历史决定论、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宿命论、预成论，此种观点运用到实践中就是将历史规律看作是某种神秘力量设计的像电脑程序那样的适用于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具体而又僵死的历史演进阶段和模式；另一种是片面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将历史规律笼统地理解为精神规律或理性规律，导致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历史发展决不像一条僵死的直线，而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各民族历史发展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什么是历史规律？历史规律是一种客观联系，是一系列环节构成的链条：是客观历史环境造成的客观条件—活动主体要实现的目的—实现目的的手段—活动的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其中，目的的确立是一种价值选择，它是作为历史规律客观链条的必要环节。历史规律恰恰是通过各民族的多样性发展模式展现出来，是通过各民族的能动性的创造性历史实践活动实现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形成的多样性的发展模式是历史规律的载体，规律寓于多样性之中，是从多样性中抽象出来的客观本质的必然联系。如此理解历史规律与民族多样性发展模式的关系，既能避免对历史规律的教条化理解，认为各民族必然按照五阶段的历史模式发展；又能辩证地看待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发展模式的特殊性是规律普遍性的表现，普遍性以特殊性为载体。特殊性绝对不是外在于普遍性的特殊性，不是普遍规律的特例、补充，特殊性内在于普遍性之中。厘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现实中存在的多种多样的民族发展模式。

　　综观人类发展史，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是严格按照所谓五阶段说一步步发展的，如美利坚合众国没有经历封建社会阶段，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我们中国没有经过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更进一步说，即使同样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也有自己不同的模式。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都各自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中有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某些宗教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模式。

　　关于社会主义多样化模式的思想，列宁早就指出不同国家应根据自己本国国情，走各民族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的观点。他指出：“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4] (P6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