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正确地肯定了历史规律与物质运动规律的趋同性，却没有深入考察二者的趋异性。由于人类物质活动越来越采取精神形式进行，而精神形态依赖文化传承关系，因此主体活动具有选择性，并导致历史规律具有单一要素间因果必然性、多元要素间趋势必然性、复杂要素间系统必然性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经济落后民族为主体，又采用了市场方式发展。要正确判断这一现象，只能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式来实现，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既坚持又改造市场体制。

　　关 键 词：历史规律；趋同性；趋异性；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余金成(1954-)，男，天津师范大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1)04-0008-07

　　一、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关于历史规律的观点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规律的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前一时期以马克思为主恩格斯为辅，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后一时期以恩格斯为主马克思为辅，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关注现实问题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当时，推广工业革命成果引发了雇佣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经济危机使这种斗争激化，社会处在激烈冲突与动荡不安中。面对危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成果，但后者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实践力量，止步于空想。因此，当务之急是找到破局思路。

　　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社会矛盾背后的经济原因：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基础，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P776)。通过剖析经济关系，马克思发现了其后的生产力[2](P532)；通过分析生产力，马克思肯定了生产资料的作用。这样，生产关系形成就具有客观性，“人们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3](P32)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P32)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后者具有如下内容：(1)社会形态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诸要素，其发展存在着客观规律。(2)社会规律基本内容是物质生活决定着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3](P32)。(3)大机器生产方式要求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第一个判断是总判断，构成其基本前提。第二个判断是具体判断，构成其基本内容。第三个判断是个别判断，构成其现实应用。这一历史规律思想，前两条属于原理，后一条属于原理运用。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P547)，准确地反映了上述原理：首先，阶级的产生、存在与消灭都具有历史必然性；其次，主导这一必然性的基本要素是生产水平。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规律的原理是正确的，但在原理运用方面出现了误判，他们认为蒸汽机生产方式就足以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源于对当时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资产阶级的判断。19世纪30年代-40年代，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展示了以下事实：它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所为且到了拿起武器的程度；周期性经济危机使阶级斗争持续激化；无产阶级直接使用大机器生产资料。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不仅需要并能够推翻资产阶级，还可以建立一个运用先进生产力的新社会。马恩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针对于此。

　　无产阶级斗争既然是推翻资本主义最后一战，此役取胜的必然性应同时体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因而历史须具备如下相关条件：存在着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又在历史中延续的客观要素；该要素在历史上一直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该要素的现代形态既能消除经济危机又能实现社会平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就是这一条件。当生产资料被看作是生产力的标志时，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资料也就成为社会关系的标志，从而它也就成为社会历史的标志——社会发展体现为生产资料所标志的物质运动，历史规律归结为生产资料演进的规律。

　　由于对阶级斗争过度解读引发的对生产资料的过度倚重，导致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缺陷。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中，一些似乎可以忽略的要素——例如资本主义世界范围扩张对阶级斗争的影响——是不应被忽略的，一些似乎可以断言的现象——例如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是不应做绝对判断的。这类误判虽只涉及历史规律基本原理的应用，仍然与原理本身有关。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规律的思想，强调了与物质运动规律的趋同性，即承认社会发展与物质运动一样存在着客观规律，却没有深入考察前者与物质运动规律的趋异性，即双方在规律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区别；与之相联系，他们关于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正确判断，由于失去了上述考察，就可能导致僵化理解。需要指出，上述缺陷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得到一定补偿。[4](P36)

　　辩证唯物主义初成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此后(直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不断被补充完善。在19世纪60年代-7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具有广泛影响。它经历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实践斗争，先后与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巴枯宁主义以及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等进行论战。这些理论交锋从阶级斗争策略问题出发之后渐行渐远，逐步涉及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迫使马克思、恩格斯在更深学理层次上应对。但此时，马克思亟待整理庞大的经济学手稿。而在50年代-60年代，恩格斯为了资助马克思的研究，把主要时间用于经营企业，1870年起才从繁重商务中解放出来。他得以承担唯物史观向一般哲学方向发展的主要责任，不能不说与这种局面有关。

　　恩格斯关注自然科学进展，一开始就注意把研究心得与马克思分享，他在[2](P616)《反杜林论》序言中写到：“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1](P347)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以及晚年关于唯物史观问题的相关信件，继续了这个方向的研究[5]。在这些著述中，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1](P383)“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1](P701)，而人类社会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当然也要受规律的支配。人类社会的规律同样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性质。“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P364)与此同时，恩格斯强调了运用辩证法理解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发展与物质运动都体现辩证法，人们把握历史规律的能力同样具有辩证法性质。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概括历史规律：(1)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一部分，属于物质运动，同样存在着客观规律[2](P227、276)。(2)包括社会在内的物质运动规律体现为辩证法[2](P310)。(3)人类对物质运动规律的认识能力是辩证的[2](P225)。

　　学界有人认为，恩格斯把辩证法做扩展运用，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6](P2)。这些人没有注意到唯物史观对“物”的依赖。他们对唯物史观只解读到“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生产力”[7](P8)，而没有进一步解读为“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资料”，所以不能领会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一致。马克思把社会发展史看作是物质(生产资料)发展史，恩格斯把社会发展看作是物质运动，双方并无本质区别。恩格斯面对思想界攻讦，强调了唯物史观植根于更为普遍的认识论原则，这才把辩证法的逻辑推演至整个自然界。

　　有学者指责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其主要批评：一是自然辩证法讲主客体之间关系，自然界中无主体，至少在相当长时期无主体，指认它是辩证发展，没有道理。二是确认自然界按照辩证法发展，是先验论断，会给人们认识自然界造成误导[6](P11)。但上述指责缺乏充分根据。首先，自然界中不管有无人类，其运动规律是客观的，并不会因主体参与而发生改变。其次，自然辩证法是主体认识自然界的理性形式，无论说自然界“是辩证法”式发展，还是说“用辩证法”考察自然界发展，都不能封闭或停止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进一步认识。

　　值得关注的是恩格斯关于认识能力的论断。一方面，恩格斯比马克思晚12年辞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也目睹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选举运动对社会主义革命暴力模式的突破；另一方面，当他把历史规律纳入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的同时，后者在自然科学领域不断被完善和修正的事实，不能不导致他对唯物史观在解释社会规律方面具有同样命运的判断。他谈到一般认识过程，认为：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受到双重困难的困扰，并且按其本性来说，只能通过一个无限的渐进的前进过程而实现。这已经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无限的东西既是可以认识的，又是不可以认识的，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2](P341)。这段论述阐明了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之间的辩证联系，即人们只能运用相对性去接近绝对性。不仅如此，恩格斯还具体谈到了如何认识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问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2](P732)。因此，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2](P697)。

　　马克思、恩格斯的规律理论表明：物质形态的构成及其属性是确定的，其发生、发展、消失或转化的运动同样是确定的。这种物质及其运动的确定性就是客观规律性，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物质运动是物质之间的关系状态，它的基本存在形式就是时间和空间。其中，时间形式要求对物质存在做静态与动态关系的考察；空间形式要求对物质存在做局部与整体关系的考察。所谓物质运动规律，无非是这种考察的结果。由于人类永远只能以具体主体形式出现，而任何具体主体都无法把握物质对象的全部时间和空间条件，所以，人们对客观规律判读的一切具体内容，都属于相对真理。

　　可以肯定，把唯物史观引向辩证法，意味着关于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被置放在更为广大的背景之中，使其科学性获得升华：一方面，它承认规律存在的客观确定性，并让在实践检验中被证明正确的理论成为对规律的认识形式，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它承认规律认识的主观不确定性，并通过实践去修正和调整关于规律认识的既定形式，从而避免了思想僵化。辩证唯物主义蕴涵着对历史规律既定体系可能发生的扬弃。就此而言，它既是对唯物史观的超越，又是对唯物史观的回归。唯物史观这株智慧之树因辩证法而获得了丰厚的土壤。

　　客观地说，辩证唯物主义为人们依据时代条件变化修正唯物史观的具体结论提供了方法论前提。恩格斯晚年已关注到人类发展规律与物质运动规律的趋异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但在当时，周期性经济危机仍然展现着资本主义的岌岌可危，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现实可能性仍然存在，以此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原创历史规律结论就不可能被改变。恩格斯这种远见卓识就只能停留在方法论环节，而不能直接转变为实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