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周恩来是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其早年的革命理论与实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密切相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阶段，周恩来坚持在斗争中捍卫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中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上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在具体革命实践中诠释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在探索总结武装斗争经验中开创军队建设新局面，从而卓有成效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关 键 词：周恩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贡献

　　作者简介：陶传铭，西安政治学院训练部部长，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2)03-0022-04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周恩来也是最早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进程中，周恩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可以说，周恩来早年的革命实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在斗争中捍卫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

　　自从中学时期阅读进步刊物《新青年》，周恩来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在1917年9月～1919年4月留学日本，和1920年底～1924年秋留学欧洲期间，周恩来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地调研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核心理论，并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周恩来这个学习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他自觉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的过程。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周恩来自从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积极主动进行宣传，力图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更多的人，共同改造中国社会。周恩来1919年从日本回国后，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持成立觉悟社，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研究世界新思潮，进一步唤醒民众。1920年1月～7月，周恩来因领导学生游行示威，被当局逮捕关押。在狱中，周恩来坚持带领狱友开展学习活动，研究社会问题。在他编撰的《检厅日录》中记载，周恩来曾多次给狱中战友讲授马克思的学说，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马克思传记等[1]552-561。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周恩来作为主要撰稿人之一，积极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1924年2月，《少年》改组为《赤光》，周恩来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该刊发表文章达30多篇。

　　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周恩来完成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根本标志，不仅在于他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更在于他能熟练地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观察与分析问题，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在“五四”前后，胡适以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周恩来对胡适的改良主义表示坚决反对。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表批判文章，批驳社会改良思潮，坚持社会革命思想，指出胡适的点滴改良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不仅不能促进革命的发展，还会阻碍革命的发展[2]。1922年5月，胡适发文鼓吹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好人政府”，针对胡适的说法，周恩来在《少年》第6期上发表《评胡适的“努力”》，指出胡适的主张是妄图“在破漏将倾的房子上添补丁，添那不可能的补丁，这不但徒劳无功，且更阻止革命的发展”。而“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实现”[3]484。1920年-1921年，针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在国内大力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周恩来在考察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上，先后撰写《共产主义与中国》、《论工人运动》等文章，以及大量旅欧专栏通讯，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的文章就有56篇，约35万字。这些文章深刻批驳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观点，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4]71。面对当时国内无政府主义者和旅欧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共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周恩来发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失败了么》等系列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揭露批判。周恩来在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时我国革命实际，对于澄清人民思想认识、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