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被派往西北地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主要负责史前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当时，我并不知自己去西北可以做出些什么，结果很快就发现了青海喇家村齐家文化灾难遗址，算是一个明显的成果。不过自己觉着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文化源头，自以为寻到了彩陶文化的源头，因此得出了与传统认识完全不同的结论。

　　彩陶“西来说”不成立

　　瑞典学者安特生于1921年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之后，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并且又称之为“彩陶文化”，从此彩陶的研究进入中国学术领域。在中国突然发现的彩陶文化有着怎样的发展过程？它又是怎样起源的？在这样的思考中，安特生将目光转向了西亚，他推测中国彩陶并非本土起源，它的技术与文化传统应当是来自遥远的西方。由此，安特生将研究方向转到中国西北，他推测那里应存在着一条自西向东传播的彩陶通道。

　　1923—1924年，安特生沿黄河西行，去追溯仰韶文化和彩陶文化的源头。他在甘肃和青海一带发现了比中原数量更多的彩陶。现在看来，这些彩陶大多不属于中原仰韶文化范畴，内涵与时代都有不同。虽然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国外研究者急于将中国彩陶与西亚彩陶相提并论，并由此倡导中国文化很早就表现出西来特征的学说，但是他所找到的证据和提法在后来者看来其实并不能成立。

　　中国考古学家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纠正了安特生在学术上出现的错误。1937年尹达先生指出，甘肃史前文化的齐家期不一定早于仰韶期。1945年以后夏鼐先生通过在甘肃的一系列发掘，澄清了安特生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所犯的层位颠倒的错误，他指出甘肃地区史前文化正确的时间顺序应当是仰韶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后面的辛店、寺洼、沙井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安特生所说的甘肃古文化六期中的“仰韶期”，主要内涵是20多年后夏鼐命名的马家窑文化，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常常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但并不能等同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

　　马家窑承续庙底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甘肃及邻近的青海东部地区新发现了大量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发掘工作，为探索马家窑文化及彩陶的来源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体现在彩陶上的线索非常明确。石兴邦先生在1962年发表的文章中认为，马家窑文化彩陶受到庙底沟类型彩陶的影响，纹饰母题与演变规律都有相似之处。严文明先生1978年发表的《甘肃彩陶的源流》中，论及半坡类型向陇东和庙底沟类型向陇西及青海东部的扩展，认为马家窑文化彩陶的源起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有关。

　　马家窑与仰韶文化的关系，在以后揭示的多处地层证据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如在临洮马家窑—瓦家坪遗址发现了马家窑文化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在武山石岭下遗址发现了早于马家窑类型的石岭下类型遗存，在天水罗家沟遗址又发现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与马家窑类型由早到晚的三叠层关系，有关马家窑文化彩陶来源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后来又发掘了秦安大地湾、天水师赵村与西山坪、武山傅家门等遗址，不仅在地层上确认了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早晚关系，出土的大量彩陶也为追寻彩陶的源头找到了线索。

　　部分研究者所称的石岭下类型，主要分布于渭河上游的秦安、天水、武山一带。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将这一内涵的文化直接称为仰韶晚期文化，特别是像秦安大地湾四期文化的面貌，与庙底沟文化表现出更多的联系。根据大地湾等遗址木炭标本碳14测定结果判断，石岭下类型年代约为公元前3500—前3000年，年代上限大体与庙底沟文化相衔接。先前，许多学者认为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的继续与发展，可见证据是越来越充实了。

　　我们还特别注意到，甘肃境内既有仰韶早中期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分布，又有仰韶晚期文化发现，在青海东部也有仰韶中晚期文化遗存发现。根据这些发现，我们就可以为甘肃彩陶繁荣时期的兴起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甘肃及青海东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左右，就已经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域，马家窑文化彩陶的来源应当就在这个本土区域，应当就是仰韶时期的庙底沟文化，与遥远的西方没有什么关系。当然，这是安特生当年所没有见到的资料，我们排除他在主观因素和方法论上的原因，当时资料的不系统、不完善也是出现“西来说”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