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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西藏与现实西藏
2014年04月14日 03:15 来源:西藏文化网 作者:尼玛扎西 刘源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藏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理论指导下的民族研究,也是中国人类学、藏学本土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中关于国外现代西藏研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藏学研究现状,却鲜有介绍。

关键词:西藏;研究;英国;传教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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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藏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理论指导下的民族研究,也是中国人类学、藏学本土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中关于国外现代西藏研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藏学研究现状,却鲜有介绍。国外藏学研究强调西藏文化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强调多学科方法间借鉴及整体性研究。同时,受意识形态影响,国外藏学研究服务于西方国家战略。因此,为了理解西藏历史形象构建中的多元力量,“他者”(Self)与“我者”(Other)间在文化认同中的协商作用,全球化及地方化背景下现代西藏研究的现实状况与未来前景,笔者将英国藏学研究历史发展作简要回顾,希望藉此推动国内藏学研究更加关注现实西藏的发展变化,能够从历史事件发展研究(historical incidents)向历史延续性(historical continuity)及社会文化变迁(cultural change)的发展方向做出适应性调整与发展转变。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随着西藏与外界交流加剧,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历史发展机遇。主要表现为新兴产业大力发展,如采矿业、房地产业、旅游业、餐饮业等服务性产业。随着西藏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国际反华势力与藏独集团也极力宣扬“西藏文化灭绝论”的观点。2008年,达赖分裂集团的破坏活动达到一个新的高潮。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藏独分裂集团组织的暴力破坏活动。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川、青、甘等地藏区相继发生暴力破坏活动。西藏“3·14”事件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西藏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藏族普通民众的现代化感受。

  20世纪初期,英印当局为扩大殖民势力范围,试图左右西藏政治局势。1888-1903年间,英印当局与西藏地方政府先后发生二次战争冲突。伴随英印当局的“殖民扩张”战略,英国早期藏学研究开始逐步发展起来[1]。在国际藏学界的西藏问题研究中,英国藏学研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形成了相应研究特色。表现在:传统西藏研究的丰富多样,现实西藏研究的突破深入,欧美藏学研究广泛合作交流等。1990年,国外部分藏学界专家学者在伦敦亚非学院召开“1950-1990:西藏40年”会议,希望将现实西藏问题研究纳入藏学研究领域,并且就其中的关键问题与多项议题进行交流,这标志着现实西藏研究已经成为国际藏学研究重要领域。英国现实西藏研究相关课程开始在大学中逐步确立,并形成一些特色研究领域,如国家政治与族群认同、宗教象征与社会变迁、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流亡藏人社区文化等。笔者希望通过梳理英国藏学研究中传统西藏与现实西藏的“谱系”,通过历史延续性的发展观点,推动藏学研究关注西藏历史文化变迁的发展研究。

  英国传统西藏研究

  在英国传统西藏研究中,主要可以分为四类不同观点,即传教士、旅行者、外交家/远征军、新闻记者和社会科学方法。这些不同方法丰富了我们对于当时西藏社会状况的认识。但是由于“他者”视角不同,西藏的东方“形象”也被多元化的建构。

  一、传教士观点

  最早进入西藏的西方人是耶酥会传教士(Jesuits),他们于1642年从印度进入西藏并在才巴让建立传教会。1707年,嘉布遣会教士到达拉萨并建立传教点。18世纪初期,教皇确立西藏作为嘉布遣会传教区。耶酥会教士长期传教想法导致了他们与当地居民冲突。1745年,他们的传教活动彻底瓦解。1762年,奥古斯丁·吉尔吉(Giorgi)利用嘉布遣会材料在罗马将西藏经文翻译介绍给西方国家。耶酥会传教士德丝德里(Ippolito Desideri)记录了他在西藏的客居生活,包括一段关于蒙古准噶尔部落入侵西藏的珍贵记录。他的主要目的是摒弃西藏宗教信仰,传播基督教义。这可以看作是传教士研究西藏的主要特点,他们将西藏作为传教沃土,认为自己将担负起改变藏人信仰的重要作用。1774年,英国决定将他们的利益扩展到喜马拉雅山脚以外区域,派遣乔治·布格抵达西藏日喀则。他们有关西藏的信息来源于传教士安维尔绘制的地图,地图由安维尔(D’Anvill)十年前为清皇帝康熙绘制,地图信息由他的教友提供。莫拉维亚会是传教组织中最成功的一支。1885年,他们建立了列城传教点。

  虽然从历史角度来说,传教士的写作为了解西藏提供了一种重要方法。但是其意义仍然局限于其历史重要性。目前,西藏仍然被看作是基督教传教的重要区域。然而就像他们开拓者先前的努力一样,西藏社会仍然被当作是为腐朽落后。与后来折学者相同的地方是,传教士也重视对西藏宗教体系与机构的调查研究。他们主要从西藏语言方面为翻译和解释基督教概念提供方便。著名学者贾丝切克(Jaeschke)在其藏英词典的序言中写道:“我们的主要动机在于方便并加快基督教及其文明在中亚佛教徒间的传播,他们使用西藏方言”。他们在写作中发展了一种较高学术方法,类似于圣经体裁。

  二、旅行者观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英印殖民当局和东印度公司委派,一批英国游历者[2]为扩大英帝国影响,考察中国市场的需求,开始进入嘉绒等汉藏边界地区,广泛收集西藏地方社会的各项知识。他们包括领事官员、动植物学家、旅行家,收集的地方性知识包括地理水文、动植物、经济产业、货币贸易、政治结构、族群交往等。他们写作的游记中,有着对于当地状况的全面介绍,但也不乏以文化优越心理对于“蛮区”的指责和歪曲报导。1930年,查普曼(Spencer Chapman)的拉萨游历为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有趣的切入点。哈瑞尔(Harrer)则描述了1930-1940年间拉萨居民的生活。贝斯(Catriona Bass)则详细描述了1980年期间她在拉萨任教期间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西方游客对于西藏的印象对于我们理解西藏文化作用并不大,但是它的影响超出了游记本身的重要性,使西藏呈现为“神秘地区”和探险乐园。绝大部分西方游记作者强调他们旅途的艰险及独特的游历。除此以外,他们强调西藏文化的“他性”,“奇异”及当地的“神秘”、“神圣”。1980年西藏对外开放以来,西藏旅游业得以迅速发展。2006-2007年,西藏旅游业形成“井喷”现象。2007年全区接待游客总数将突破300万人次,2010年有望达到600万人次,拥有二百八十万人口的西藏,奠定了中国第一个年接待量超过本地人口的旅游大省地位。大批关于西藏的游记得以出版发行,但是与以往的作者一样,他们仍然关注于写作他们在西藏旅行中的独特的经历。

  三、外交家/远征军观点

  英国在中亚地区扩大的政治贸易利益促使其开始与西藏地方政府接触。博格与特纳访问西藏揭开了西藏与西方世界交往的篇章。1835年,特纳著作《扎西喇嘛的庄园》是关于西藏的第一本英文著作。该书的出版反映了英国在该地区的控制权的加强。英国主要考虑在于努力确定西藏的领土区域及西藏与周边国家关系。为收集这些信息,英国政府对整整一代的学者提供支持帮助。1830年,著名的匈牙利语言学家乔玛( Csomade Koros)受英政府委托编辑藏英字典。达斯(Sarat Chandra Das),作为藏人早期受英印当局调查部雇佣,并且训练印度特工收集西藏信息。

  1903年,荣赫鹏(Younghusband)率领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后,受英国战略利益考虑写就的关于西藏的书达到高潮。远征军军官写作了八本类似书籍。兰顿(Perceval Landon),时代杂志特约记者,就远征提供了拉萨详细的描述。远征军医官,瓦德尔(L.A.Waddell)后来成为英国西藏研究方面的大学教授。由于西藏战略地位如此重要,因此英印当局急需关于西藏经济、地理与政治制度方面的各项信息。莫科尔夫特(Moorcroft)希望通过西藏为印度军队购置军马;伯利(F.M.Bailey)被派遣调查南亚大河的源头,其它人则调查是否将西藏作为印度的茶叶市场;赫格森(Hodgeson)甚至考虑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建立欧洲定居点。19世纪末和20世纪期间关于西藏历史的学者强调西藏的区位及其历史地位,他们的资料几乎都来源于英印政府,他们倾向于将西藏的历史看作是大国间角力的结果。

  四、新闻记者的观点

  最早关于西藏的西方新闻报道是由随军记者承担的,如荣赫鹏远征军中的兰顿和“每日邮报”的钱德勒(Edmund Chandler)。钱德勒从西藏江孜附近岗巴宗前线发回的新闻报道对于英国公众的观点有着重要影响,并且也极大影响到英印总督寇松对西藏武力讨伐政策的实施。

  1959年达赖喇嘛从西藏流亡的举动引发了关于西藏局势的大批通俗读物的出版,这些读物往往以使命感追求一种强烈戏剧效果。1959年洛维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就西藏和平解放写道:“这一悲剧性事件不是一个冒险故事,也不是一个欢娱故事,但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并且我们真实世界理应了解更多”。这些新闻记者的观点与关注历史事件中重大“意义”的那些作者观点相似。事件主人公通常被描述成为冒险家或者个人英雄主义行为,他们背后的社会成因往往被忽略不计。另外一些作者关注(Felix Greene,Gelder, Han Suyin, Israel Epstein)传统西藏社会,他们赞扬西藏的社会变化,强调1959年前西藏社会的落后,及西藏现代化经济发展。新闻记者仍然以传统戏剧化手法探讨故事主人公间冲突斗争。以新闻写作的笔触强调藏人“受难”形象。1987年西藏骚乱事件使这些写作更充满情绪化意味,这些题材很少探讨西藏社会发展变化及西藏政治利益的多样化。

  五、社会科学方法

  在西方研究东方的历史传统下,西藏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最近以来,西藏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系统化,涌现出国际藏学研讨会(IATS)、大学职位及固定学术刊物,出现了一批学术著作及学科范式。现代西藏研究已在西方学术界得到认可。两种学术传统在西藏研究领域中较为明显。在这两类方法背后,一种涉及到重新建构;另一种是共时性研究。一方面,1950-1980年间,西藏还没有对外开放。流亡藏民涌入印度使得西方学者将他们作为信息源,进行西藏社会研究。通过与流亡藏民“回忆性”交流,一些学者努力重新建构传统西藏社会。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在喜玛拉雅原住民中藏语支系人群中开展第一手的田野调查,研究流亡藏民的文化调整和文化变迁,以及流亡经历中出现的新的意识形态和个人认同;另一方面是文本研究的继续。19世纪末传教士通过西藏佛教经卷研究,研究西藏文本的历史起源及其与梵文间的关系。这些学者最初认为西藏宗教系统为佛教中的“落后”形式,他们有时将其称为喇嘛教。如今,藏传佛教思想和修行的价值贡献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当代藏文典籍研究者广泛关注于佛教和佛学思想,及佛教传入西藏前的西藏本土宗教(苯教)的研究。西方社会科学文本研究中一种残存意识认为1950年以后的西藏没有研究价值。这种态度在西藏研究领域比较普遍,例如,西藏当代的语言和文学就缺乏关注和分析。这种对待西藏当代发展缺乏学术兴趣通常认为藏族面临灭绝,文化没有发展;或者西藏正发展进步,步入社会主义社会。

  英国现实西藏研究

  虽然从19世纪早期英国社会就已对西藏充满兴趣,英国的现实藏学研究活动却是在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境外,及部分流亡藏人移居英国以后才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英国一些大学相继开设了西藏语言及文化课程,如伦敦亚非学院(SOAS)和牛津大学开设的“西藏和喜玛拉雅研究中心”(Cirlce of Tibetan and Himalayan Studies)。研究内容包括西藏艺术、考古、建筑、历史、语言、音乐、哲学和宗教。同一时期,藏传佛教一些教派也开始在英国建立分属寺院和修行中心,逐步扩大藏传佛教在英国的影响力,如1978年在苏格兰开办的噶举桑耶岭寺及1998年4月在伦敦开办的噶举桑耶宗修行中心。

  1990年4月,英国伦敦亚非学院召开“西藏40年:1950-1990”的专题学术学议。会议组织者为亚非学院次仁萨迦教授,来自中国、印度、英国、美国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是探讨西藏过去40年的发展变化,同时致力于创建现代西藏研究学。此次会议意义非凡,揭开了研究西藏当代历史的新篇章。普里曼·爱迪(Premen Addy)通过研究西藏在英国和印度战略观念中的作用,探讨了西藏问题的历史起源。沃伦·史密斯(Warren Smith) 的论文涉及到西藏问题与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少数民族问题间的关系,及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与民族自决权问题。戈尔斯坦(Goldstein)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给西藏一个游牧部落带来的影响作用,以及在这一游牧部落内部发生的广泛的文化复兴过程。关于现代西藏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藏人在现代社会时期,如何定义自身并表现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桑坦·卡梅(Samten Karmay)讨论了地理位置的中心作用,特别是神山崇拜如何使西藏为鲜明象征。他认为,被作为是藏族族群识别要素之一的藏传佛教,实际上在早期破坏着藏族的族群凝聚。史托德(Heather Stoddard)探讨了文学作品在培养当代藏族族群意识的作用,她记录了1979以来的藏文出版物的规模,她的问题是在西藏和境外藏人社区内一个鲜明的藏族族群识别是否会发展和存在。凯文(Per Kvaerne)和次仁萨迦(Tsering Shakya)主要探讨1950年以后,作为早期藏族文化认同的内部象征和语言,如何表达现代化时期的世俗信息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加央诺布(Jamyang Norbu1)次仁旺加(Tsering Wangyal)、史瓦茨(Schwartz)、巴内特(Barnett)、哈瓦内克(Havnevik)、史柏林(Elliot Sperling)则主要分析讨论1959年西藏叛乱、1989年西藏骚乱等历史事件发展影响等。1990年伦敦会议以后,现代西藏已经开始逐步成为国际藏学研究重要领域。2003年,牛津大学查尔斯·兰伯教授担任国际藏学会主席,主持召开了第十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在国际藏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nait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的编委与专家组中,包括剑桥大学的丁伯格(Hildegard Diemberger)、亚非学院的次仁萨迦(Tsering Shakya)和兰开斯特大学的桑缪(Geoffery Samuel)。

  注释 

  [1]英印当局与中国政府、西藏地方政府交往的外交、私人公文信函, 主要被被收藏在大英档案馆(The British Museum)和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中。

  [2]毕肖普(I.Bishop),长江流域及其它:中国游历,四川省及梭磨“蛮”区.伦敦:John Murray 1899,伦敦重印:Virago 1985,重印本前言文章毕肖普(I.Bishop),四川西部之旅,地理杂志,5卷,1987年7月,pp19-50;A.赫丝(英国成都领事官员),西藏东部边界的旅行报告,伦敦,女王文具室 1905,pp.54-77(第三章,经过丹巴和Mou-kungT'ing,从康定到成都);E.H.威尔逊,西部中国的植物学家:标本箱,相机和猎枪。十一年边远植物王国的游历,探险与观察的报导,two vols,London:Methuen 1913,in particular Vol.I,pp.116-204(嘉绒).参见,Wim Van Spengen ,“欧洲传统游记中的嘉绒边疆社会”,刘源、尼玛扎西/译彭文斌/校(待印)。

  (注:该文为“藏族历史与文化”研讨会暨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二次学术研讨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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