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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尽责性对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预测: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2020年12月30日 14:33 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张景焕 字号
2020年12月30日 14:33
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张景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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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457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开放性、尽责性人格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考察了开放性、尽责性与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大学生在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和适宜性上存在性别差异,均表现为女生高于男生。开放性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适宜性和独创性;尽责性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和适宜性,但对独创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中介作用分析发现,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适宜性/独创性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适宜性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开放性;尽责性;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自我效能感

  作者简介:张景焕(1965—),女,辽宁建平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基金: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遗传与环境对儿童青少年创造力的影响”(31771235);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心理学范式的教学失范行为的形成研究”(15YJA880075)的阶段性成果。

  1 问题提出

  创造性问题解决是一种高级的、复杂的综合性创造活动,是以新颖而有效的方法对问题进行创造性的解答。1创造性问题解决贯穿于人们现实工作和生活的各个领域,真实情境下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帮助个体在复杂环境中迅速脱颖而出。2大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往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多从顿悟、原型启发等聚合思维角度考察大学生的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3然而,发散思维也是问题解决的重要方面,甚至是其核心因素。4从发散思维的角度研究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大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人格对创造力变异的解释高达20%,是产生创造力的性格来源。5在人格对创造力影响的研究中,大五人格受到广泛重视6,但具体到大五人格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研究却相对缺乏。以往的研究证明,大五人格中的开放性和尽责性对科学和艺术创造力的解释效果量最大。7在搜集有关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大五人格中与日常生活问题解决关系最为密切的开放性和尽责性为预测变量,探讨这两种人格特征与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发现,开放性是产生创造力最为基础的核心特质。8有研究以多用途任务(Alternate Uses Task)、创新行为量表(Creative Behavior Inventory)等6种方式测量创造力,并考察各种人格特征与这6种测量的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均发现开放性与创造力的关系最为密切。9研究者一致认为,开放性对不同领域(如艺术、科学)的创造力和不同表现水平的创造力(如创造性思维风格、创造性成就、创造行为)均有较强的预测作用。10因而,本研究推测开放性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

  尽责性与一般创造力关系的研究结论不甚一致。有研究发现高创造个体具有低尽责性的特质11,也有研究发现尽责性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不相关12,还有研究发现,在某些特定情境中,高创造性的个体也表现出高尽责性13。进一步分析这种不一致的产生原因时发现,尽责性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受问题解决任务或测验类型的影响14,高尽责性个体在提出和制定问题解决方案时能提出更具适宜性的办法,但由于高尽责性个体看重遵守规则和规范,往往导致其过度谨慎和条理。而谨慎和对适宜性的看重可能导致过度过滤独特的想法,进而可能抑制独创性。15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推测,尽责性有助于个体在解决问题时提出更多、更适宜的办法,但所提出的办法未必是新颖而独特的。

  本研究还进一步探索开放性和尽责性对创造性问题解决影响的机制。根据Choi(2004)等提出的“特质过程模型”16,人格特质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是通过心理过程(自我效能感)来实现的。因而本研究认为,自我效能感是开放性、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内部心理变量。一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人格特质与自我效能感联系密切17,具体来说,开放性和尽责性均能正向预测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按照Bandura(1997)的观点,高水平的效能感是发现新知识及产生创造性成果必备的先决条件。自我效能感与一般创造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已经得到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18而且,作为人类能力生成系统的重要一环,自我效能感通常在人格特质与个体行为表现之间起中介作用。19据此,本研究认为,开放性、尽责性不仅可以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而且高开放性和尽责性的个体在解决问题时会产生更高的自我效能感,而自我效能感能提高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即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开放性和尽责性对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提出3个假设:(1)开放性正向预测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2)尽责性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和适宜性,而对独创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3)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济南3所高校选取本科一年级大学生为被试,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被试457名,平均年龄为19.31±0.95岁。其中男生178人,平均年龄为19.46±1.02岁,女生279人,平均年龄为19.21±0.90岁。

  2.2 研究工具

  2.2.1 开放性和尽责性的测量

  研究选取Costa和McCrae(1992)的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Neuroticism Extraversion Openness Five- Factor Inventory, NEO-FFI)中开放性、尽责性分问卷进行测试。开放性和尽责性问卷共24道自陈式问题,采用5点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总分越高代表开放性、尽责性的水平越高。在该研究中,开放性、尽责性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60、0.75,研究对该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开放性问卷拟合指标为χ2/df=2.90、RMSEA=0.06、TLI=0.80、CFI=0.85、IFI=0.85;尽责性问卷拟合指标为χ2/df=2.40、RMSEA=0.05、TLI=0.90、CFI=0.87、IFI=0.92。

  2.2.2 一般自我效能感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最初由Schwarzer 及其同事(1981)编制,中文版由张建新和Schwarzer(1995)进行修订。修订后的量表包括10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4“完全符合”,总分越高代表自我效能感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次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1。

  2.2.3 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

  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为自编问卷,测试题编制参照托兰斯测验多用途测量,评分方法借鉴托兰斯创造思维测验(TTCT)和同感评估技术(CAT)。20本研究题项来源于两个方面:开放式问卷与舆论焦点事件。开放式问卷题目为:“请用简洁的语言尽可能多地写出自己知道的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161名大学生(男生 74 人,20.12±0.24 岁,女生 87 人,20.68±0.38 岁)作答。在对开放式问卷的调查结果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归纳分析后,得到4099种回答,每人回答在9—36条之间,平均反应数为25.56±9.03。对相同或类似的陈述进行内容归类分析,并对最终所得的回答进行频次统计,选取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8个类别:环境保护类、食品安全类、教育公平类、就业歧视类、行贿受贿类、弄虚作假类、职业道德类和交通违规类作为备选问题。将这一结果与人民网热点舆情事件进行比较和归纳,删除重复的问题或事件,得到14个大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再次让大学生从中选出他们“最感兴趣的事件”(107人作答),最终形成初测问卷,初测问卷包含食品安全、教育公平、就业歧视、弄虚作假、职业道德和交通违规等6个话题,参照调查中大学生对问题的描述形成具体的问题。

  初测问卷在170名大学生中进行预测,每个题目有5分钟作答时间。参考有关创造力评价方法,该研究从流畅性、适宜性和独创性3个维度来评价创造性问题解决。具体方法如下:流畅性是指被试所有反应的总数,反映被试的观点产生能力,一个反应计1分。适宜性反映被试所列方法对于解决当前问题的适宜程度。适宜性的评分采用同感评估技术(CAT),请5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对被试所列解决方法的适宜性进行独立评定,采用等级评分制,“非常好”计3分,“较好”计2分,“一般”计1分,“无应用价值”计为0分,取5人的平均分作为该反应的适宜性得分。独创性反映被试观点产生的新颖程度,其计分方法同适宜性,在等级评分时,“非常新颖”计3分,“较新颖”计2分,“一般”计1分,“无新颖性”计为0分。5名经过训练的创造力研究小组的研究生对被试的回答予以评分。评分之前,所有评分者阅读被试所有的回答及评分标准,试评10份问卷以熟悉评分标准,不一致的地方需5人一起讨论评分标准,直到达成一致。所有评分完成后计算评分者的一致性,结果表明,3个维度上的评分者一致性都在0.95以上,说明评分是有效的。以5位评分者对每个回答的平均分作为该回答的最终评分,通过计算每个题目上被试在某个维度上得分与被试在6个题目上该维度得分的总分的相关(即题总相关),删除相关较低的3个题目,最终形成由食品安全、弄虚作假和职业道德3个题目组成的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例如,食品安全问题:“食用含瘦肉精的肉品会危害人体心脏等重要器官,有些饲养户为了增加动物的瘦肉量,降低养殖成本,提高肉品价格,不顾其危害在饲料中掺入瘦肉精。请尽可能多地提出新颖、独特且有效的应对办法。”

  以被试在3个问题上得分的平均分作为创造性问题解决各维度(流畅性、适宜性和独创性)上的得分,分别计算被试在3个题目上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5、0.66、0.62。本测验以托兰斯创造力测验中多用途任务作为效标,测验中的流畅性和独创性与多用途任务的流畅性和独创性相关显著(r=0.39,0.24,ps<0.001),符合领域创造力与一般创造力中低相关的理论前提。21

  2.3 程序

  正式测验以班级为单位由两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作为主试进行集体施测。在正式测验前,对主试进行统一的严格培训,内容包括指导语、施测时间及程序。正式问卷包括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及开放性与尽责性、自我效能感题目3个部分。每次测试都是先进行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以控制作答时间。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题目的每个问题分别在一页纸上,每个问题规定5分钟作答时间,5分钟后翻到下一题。3个问题做完后开始开放性等典型反应问题作答。所有测试结束后,主试当场收回问卷,整个施测过程约为30分钟。利用SPSS20.0及Hayes(2013)22编写的PROCESS宏程序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研究采取大学生自我报告的方式来获取各变量,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004)23的建议,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因素分析后得到12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5.507%24,远小于40%的临界值,故该研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3.2 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总体特点和性别特点

  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总体特点和各维度得分见表1。

  表1 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总体特点、各维度得分的性别差异(M±SD)

  从表1中可以看到,男生和女生在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上存在显著差异(F(1,455)=5.99,p<0.05,partialη2=0.013),在适宜性上也存在差异显著(F(1,455)=4.44,p<0.05,partial η2=0.010),且均表现为女生高于男生。

  3.3 开放性、尽责性、自我效能感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相关分析

  开放性、尽责性、自我效能感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相关矩阵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开放性、尽责性与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关;开放性与流畅性、适宜性和独创性显著正相关;尽责性与流畅性和适宜性显著正相关,与独创性相关不显著;自我效能感与流畅性、适宜性和独创性显著正相关。

  表2 开放性、尽责性、自我效能感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相关矩阵

  3.4 开放性和尽责性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的预测作用

  为了避免出现可能的抑制效应,回归分析时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分别考察开放性、尽责性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独立预测作用(分类变量性别转化为虚拟变量),由于所得数值比较小,为了得到更准确的估计,该研究保留了3位小数,结果如表3。

  表3 开放性、尽责性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回归分析

  根据表3,在控制性别变量之后,开放性显著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适宜性(β分别为0.112,0.109,ps<0.05)和独创性(β为0.134,ps<0.01),同时模型的解释率得到了显著增加(△R2分别为0.012,0.012和0.018)。因此,假设1得到了验证。尽责性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和适宜性(β分别为0.120,0.122,ps<0.05),模型的解释率得到显著增加(△R2分别为0.014, 0.015),验证了假设2。

  3.5 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尽责性分别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开放性、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满足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条件。本研究采用Hayes(2013)编写的PROCESS宏程序中的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重复抽样5000次。先将开放性/尽责性、自我效能感和创造性问题解决(各维度)进行中心化处理,分别检验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尽责性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见表4。

  表4 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检验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预测流畅性/适宜性/独创性中的中介作用,以性别和尽责性作为控制变量,发现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1, 0.06][0.01, 0.09]和[0.03, 0.09],均不包含0,而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均包含0,分别为[-0.06, 0.15][-0.08, 0.22][-0.03, 0.15],说明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3个维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分别为0.04,0.04,0.0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44%,36%,45%。然后,以性别和开放性作为控制变量,检验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预测流畅性/适宜性时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1, 0.07]和[0.01, 0.09],均不包含0,而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均包含0,分别为[-0.05, 0.14]和[-0.06, 0.21],说明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和适宜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的大小分别为0.04,0.0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50%,33%。

  4 讨论

  4.1 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总体情况和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一定的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是大学生所普遍具有的。在创造性问题解决的3个维度中,独创性得分标准差较大,约为平均数的47%,而流畅性和适宜性的这一比值约为29%。可见在想法的数量及适宜性上,大学生个体差异较小,而在想法的新颖、独特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与叶仁敏、洪德厚和托兰斯(1998)25的创造思维研究结果相一致。因此,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分布与一般创造力的分布大致相同。

  此外,创造性问题解决存在性别差异,女生在流畅性和适宜性上均高于男生。原因可能在于,女生在词语使用方面占有优势26,这一优势使得女生能流畅地表达更多观点。从表达的内容看,女生在道德情感、关爱感和责任感上高于男生27,其助人意愿也显著高于男生28;此外,社会对女性关心他人福祉的期望也高于对男性,这使得女生比男生更看重人际关系29,因而女生可能更注意规范自己的行为,进而能够想出更多、更具适宜性的办法。本研究同时发现,女生在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独创性上并未优于男生,这一发现与已有的有关一般创造力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0这说明在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核心维度——独创性上并无性别差异。

  4.2 开放性和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关系

  开放性指个体对新经验的积极寻求,对模糊情景的容忍和探索。本研究发现,开放性能够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适宜性和独创性。这与研究假设一致,说明开放性高的个体,其创造性问题解决的能力也高。本结论与以往关于创造力的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验证了开放性对创造性表现的“催化”作用。高开放性的个体情感丰富,对新鲜事物感兴趣,富于想象力和求知欲,能够自由支配思想和情感,解决问题的策略多,这三者的结合能够产生新颖的、有价值的问题解决方案和想法。因此,开放性作为创造性个体的共同特质,同样促进了个体在创造性问题解决方面的表现。

  本研究发现,尽责性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和适宜性,但不能预测其独创性。因为高尽责性的个体勤奋、谨慎、自律31,这些特征对于产生更多、更具适宜性的观点是有利因素,但是,产生非同寻常的观点却更需要超越规则和规范的束缚,因而,尽责性可能抑制了独创性想法的表达。同时,该研究验证了创造力测量类型影响人格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相关结论。已有的关于一般创造力的研究也发现,个体变量对创造力不同维度的预测作用是不同的,这从另一侧面支持了本研究的结果。

  4.3 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开放性和尽责性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内在机制,发现这两个人格特征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的预测是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实现的。首先,自我效能感作为重要的心理过程,是直接推动个体进行活动的动力。32中介作用的发现与Prabhu等人(2008)在一般创造力领域得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这说明自我效能感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具有跨领域的一致性。

  将自我效能感与开放性、尽责性及创造性问题解决联系起来看,开放性和尽责性高的个体会产生更高的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感增强了个体对当前事件的投入,因而,个体在解决问题时投入程度也会增加,这可以有效提升创新表现。分别来看,高开放性的个体因其对新知识和不寻常的想法更感兴趣,通常更能将对创造所持有的高效能感转变为实际的创造表现33;尽责性强的个体勤奋、努力,以成就为目标导向34,他们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前,往往深思熟虑,对提出解决方法表现出信心35。因此,高开放性和尽责性个体更可能表现出对完成任务的自信,也更有可能根据具体情境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不同解决办法。这一研究结论在真实问题解决领域拓展了“特质过程模型”,验证了自我效能感这一个体因素在人格与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的意义有两点:一是拓展了创造力的研究领域,在以往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编制了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为今后关于真实问题解决的创造力研究提供了工具。创造力具有领域特殊性36,是与具体任务相联系的37,任何一个创造思维测验都不能完全地实现对人的创造潜能进行全面的跨领域评估38。比如,研究发现,采用抽象任务测量的创造力与真实世界中的创造表现相关很低39;托兰斯创造力测验虽然已被证明与个体的一些创造行为有中等程度的相关,但与社会层面的创造力并无关联40。因此,采用真实问题测量个体创造力能够更好地模拟现实生活中的创造性问题的解决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研究的生态效度。二是考察了开放性、尽责性对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的预测及其作用机制,丰富了关于创造人格特质对于不同领域创造力影响的研究;中介作用的发现,揭示了开放性和尽责性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路径,加深了对创造性问题解决影响因素的理论认识,并为提高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提供了科学的实践指导。大学生可以通过积极寻求和开放自身经验,探索不熟悉情境等途径提高自我效能感,以提高自己的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首先,作为一项横断研究,未能考察个体人格特质、自我效能感和创造性问题解决在发展变化上的特点,以及三者之间的动态联系。建议今后采用追踪研究设计,进一步拓展这一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其次,本研究探讨了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的作用,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个体在特定领域的自我效能感是创造性绩效的必要条件。41因此,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创意自我效能感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的作用。另外,本研究分别考察了开放性、尽责性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影响,而其他人格特质与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关系尚无定论,未来研究可探讨其他人格特质与真实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之间的关系。最后,本研究样本局限在一个城市的大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未来研究可扩大取样范围,包括跨文化和跨年龄段,深入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与不同年龄背景下的个体特质与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关系,寻求更多的证据支持。

  5 结论

  (1)女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适宜性水平高于男生。

  (2)开放性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独创性和适宜性,自我效能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尽责性正向预测流畅性和适宜性,自我效能感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注释

  1Christiaans H.H.,“Creativity as a design criter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Vol.14,No.1,2002,pp.41-54;Scherer R.and Gustafsson J.E.,“The relations among openness,perseverance,and performance in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A substantive-methodological approach”,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Vol.18,2015,pp.4-17.

  2(3)Greiff S.,Holt D. V. and Funke J.,“Perspectives on problem solving in educational assessment:Analytical,interactive,and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The Journal of Problem Solving,Vol.5,No.2,2013,pp.71-91; Molnár G.,Greiff S. and CsapóB.,“Inductive reasoning,domain specific and complex problem solving: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Vol.9,2013,pp.35-45.

  3(4)曹贵康等:《顿悟问题解决的原型事件激活:自动还是控制》,《心理科学》2006年第5期;田燕等:《原型表征对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启发效应的影响》,《心理学报》2011年第6期。

  4(5)Guilford J. P.,“Creativity”,American Psychologist,Vol.5,1950,pp.444-454; Basadur M. and Hausdorf P.A.,“Measuring divergent thinking attitudes related to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Vol.9,No.1,1996,pp. 21-32; Dumas D.,Schmidt L. C. and Alexander P. A.,“Predicting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in engineering design”,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Vol.21,2016,pp.50-66.

  5(1)Sternberg R.J.and Lubart T.I.,eds.,Defying the crowd,cultivating creativity in a culture of conforming,New York:Free Press,1995;Feist G.J.and Barron F.X.,“Predicting creativity from early to late adulthood:intellect,potential,and personality”,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Vol.37,No.2,2003,pp.62-88.

  6(2)Kandler C.,Riemann R.,Angleitner A.,Spinath F.M.,Borkenau P.and Penke,L.,“The Nature of Creativity:The Roles of Genetic Factors:Personality Traits,Cognitive Abilities,and Environmental Sourc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111,No.2,2016,pp.230-249;Kaufman S.B.,Quilty L.C.,Grazioplen R.G.,Hirsh J.B.,Gray J.R,Peterson J.B.and DeYong C.G.,“Openness to Experience and Intellect Differentially Predict Creative Achievement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Journal of Personality,Vol.84,No.2,2016,pp.248-258;Puryear J.S.,Kettler T.and Rinn A.N.,“Relationships of personality to differential conceptions of creativity:a systematic review”,Psychology of Aesthetics,Creativity,and the Arts,Vol.11,No.1,2017,pp.59-68.

  7(3)Feist G.J.,“A meta-analysis of personality in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creativity”,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Vol.2,No.4,1998,pp.290-309.

  8(4)McCrae R.R.,“Openness to experience: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Factor V”,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Vol.8,No.4,1994,pp.251-272.

  9(5)Puryear J.S.,Kettler T.and Rinn A.N.,“Relating personality and creativity:considering what and how we measure”,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Vol.53,No.2,2019,pp.232-245.

  10(6)Furnham A.,Batey M.,Anand K.and Manfield J.,“Personality,hypomania,intelligence,and creativity”,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Vol.44,No.5,2008,pp.1060-1069;Kerr B.and McKay R.,“Searching for tomorrow’s innovators:profiling creative adolescents”,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Vol.25,No.1,2013,pp.21-32.

  11(7)Robert C.and Cheung Y.H.,“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cientiousness and group performance on a creative task”,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Vol.44,No.2,2010,pp.222-231.

  12(8)李海燕等:《学校环境对初中生人格特征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关系的影响》,《心理科学》2010年第5期。

  13(9)George J.M.and Zhou J.,“When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nd conscientiousness are related to creative behavior:An interactional approach”,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Vol.86,No.3,2001,pp.513-524.

  14(10)Reiter-Palmon R.,Illies M.Y.,Cross L.K.,Buboltz C.and Nimps T.,“Creativity and domain specificity:The effect of task type on multiple indexes of creative problem-solving”,Psychology of Aesthetics,Creativity,and the Arts,Vol.3,No.2,2009,p.73.

  15(11)Runco M.A.,Illies J.J.and Russell E.,“Creativity,originality,and appropriateness:What do explicit instructions tell us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Vol.39,No2,2005,pp.137-148.

  16(12)Choi J.N.,“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predictors of creative performance: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es”,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Vol.16,No.2-3,2004,pp.187-199.

  17(13)Karwowski M.and Lebuda I.,“The big five,huge two,and creative self-beliefs:A meta-analysis”,Psychology of Aesthetics,Creativity,and the Arts,Vol.10,No.2,2016,pp.214-232.

  18(14)Prabhu V.,Sutton C.and Sauser W.,“Creativity and certain personality traits:Understand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rinsic motivation”,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Vol.20,No.1,2008,pp.53-66.

  19(15)Caprara G.V.,Alessandri G.and Eisenberg N.,“Prosociality:the contribution of traits,values,and self-efficacy belief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102,No.6,2012,pp.1289-303;Sánchez-Cardona I.,Rodriguez-Montalbán R.,Acevedo-Soto E.,Lugo K.N.,Torres-Oquendo F.and Toro-Alfonso J.,“Self-efficacy and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s antecedent of study engagement:An exploratory analysis”,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Vol.46,No.2,2012,pp.2163-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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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张景焕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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