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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觏《长江赋》论北宋政治中的“重北轻南”
2021年02月27日 00:23 来源:《东岳论丛》2020年第5期 作者:张帆 字号
2021年02月27日 00:23
来源:《东岳论丛》2020年第5期 作者: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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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长江赋》是李觏的一篇重要作品,他本人在与别人的书信中屡次提及这篇赋作,这足以证明《长江赋》在李觏心中的分量。李觏《长江赋》由长江景物进而论述国家重西北轻东南的边防战略的种种弊端,已为学界所注意。然而,《长江赋》的背后隐藏着李觏作为南方士人的一种激愤不平之情,这一点在以往研究中多被忽视。不仅如此,《长江赋》中的某些论述也为我们理解北宋政治中的“重北轻南”提供了线索。本文从分析《长江赋》入手,论述北宋政治“重北轻南”的具体表现、产生原因及其历史渊源。

  关键词:李觏; 《长江赋》; 文官政治; 重北轻南;

  作者简介:张帆,男,山东大学辞赋研究所特约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先秦两汉辞赋研究。

  宋代施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政治,崇文抑武,罢黜武人要职,褫夺其兵权,同时又优渥文士,高其官职,厚其俸禄。值得注意的是,宋廷强化中央集权之举措并不仅仅表现为以文官政治取代武人政治,相传宋太祖有“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诫训1,此事未必属实,但太祖、太宗两朝确实没有南方士人仕宦中枢的案例。真宗时的王钦若、仁宗时的晏殊虽然打破了南人不得为相的成规,但在整个北宋历史上,南方士人位居高官显职者仍属凤毛麟角2。这些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宋廷有意在文官政治内部打造并维持一种权力分配上“重北轻南”的态势,且此种态势似乎与维持中央集权政府之运行存在某种关联。这种政治权力与地位上的不平等,长此以往自然会造成或加剧南北士人之间的普遍对抗,李觏的《长江赋》可谓是南方士人由此而生之不满情绪的极好注脚。本文拟从《长江赋》的分析入手,探讨北宋政治中的“重北轻南”现象。

  

  李觏的《长江赋》作于庆历六年(1046),议论天下形势与时政方针,发表了对江南地区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中所具有之重要地位的深刻见解。此赋首先极言长江之凶险,横断南北,势成天堑。次则言东南地区有“山川之阻,土地之富,天下有道,则王之外府;天下无道,则奸雄所处”,并例举从春秋战国至于五代之割据称雄者以为论据。接下才论及此赋之主旨云:

  伏惟国家重西北而轻东南。臣何以知之?彼之官也特举,此之官也累资。敛于此,则莫知其竭;输于彼,则唯恐不支。官以资则庸人并进,敛之竭则民业多隳。为贪为暴,为寒为饥,如是而不为盗贼,臣不知其所归。

  诸夏内也,为腹心;夷狄外也,为手足。轻重之理,岂神明之所不烛?秦备胡而陈胜起事,唐戍蛮而庞勋肆毒。观其土崩之由,诚可为之痛哭。3

  所谓“国家重西北而轻东南”是说朝廷只重视对西北地区辽和西夏的防御,而疏于对东南地区的管理和控制,只是将其作为国家财货输入的来源,实在是轻重倒置。天下就好比人之身体,“诸夏”是“腹心”,而“夷狄”不过是“手足”,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治理天下就好比调理人之身体,“腹心安宁,气和而神王,则手足之疾非吾祸也;若腹心不宁,役其气而疲其神,以专治手足,手足未愈而腹心殆矣”(《强兵策第二》)。在历史上,秦朝为了防御北方的匈奴而征调戍卒守卫渔阳,引发了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贾谊《过秦论》)。晚唐懿宗咸通年间,为讨伐南诏,朝廷征调徐泗兵二千人赴邕州,其中戍守桂州的八百戍卒因久戍不归而杀都将起事,推粮科判官庞勋为首领哗变北还,攻占宿州、徐州,杀徐泗节度使崔彦曾,庞勋自称武宁军节度使。这次兵变虽被朝廷镇压,但“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新唐书·南蛮传》),其灭亡唐朝的首事之功是不容忽视的。李觏之所以举了秦、唐这两个例子,意在说明国家只重视边患而忽视东南地区之控制所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寄上富枢密书》中,李觏也强调江淮地区之于国家财政、民生的重要性:“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何者?汴口之入,岁常数百万斛,金钱布帛,百物之备,不可胜计。而度支经费,尚闻有阙,是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也。吴楚之地,方数千里,耕有余食,织有余衣,工有余材,商有余货。铸山煮海,财用何穷?水行陆走,馈运而去,而不闻有一物由北来者,是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也。万一有变,得不为庙堂之忧而奸雄之幸乎?”对于朝廷在政治与军事上重西北而轻东南的可能后果,李觏也有清醒的认识:“若夫祸以忽而生,势以激而动,亦不可不知。朝廷忧西北而不忧东南,无寇贼之备,是所谓忽也。用力于西北,则势不救东南,生奸雄之心,是所谓激也。窃恐燕、赵有举烽之变,则荆、扬无安堵之氓。”(《寄上富相公书》)

  在《长江赋》中,李觏阐述了长江天险及东南地区之于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重要性,目的在于引起朝廷对于该地区之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和治理。单从文章标题来看,这是一篇景物赋,实际上这是一篇极具政论性质的论说赋,也是一篇饱含情感色彩的抒情赋。在赋末,李觏云:“古者有采诗之官,惟赋亦古诗之流。贱臣不获言于朝,敢赋心之忧愁。安得为太平之草木,蒙雨露兮千秋。”《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如此,则李觏作《长江赋》是以赋为诗,以赋言志,希望执政者看到此赋,从中了解自己的所忧所愁,并以此“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故其一再向执政者呈送此赋。皇祐四年(1052)《寄上孙安抚书》云:“庆历六年,又有《长江赋》一首,天险难升,无路通进。今各写一本去,愿节下览之,足以知愚心之忧非一日也,嗟乎!行年四十四矣。结发修学,自谓非常人,老大栖栖,便是常人耳。然昔应制科,辱召第一。今为试助教,虽云冗散,犹望朝廷以词学进之。必不于风尘之际,以游说徼幸。节下明察,知其无意于酬赏也。”至和二年(1055)《寄上富相公书》云:“觏庆历四年尝以书言南方事,必达左右矣。后二年,作《长江赋》,欲干衢室之听,而无路以通。谨录一本,尘玷台座。草茅之愚,行年四十有奇,一事不成,百病俱发,未知余年有几,唯未死间不逢乱贼,是所愿也。”虽然李觏坚称自己进上《长江赋》“必不于风尘之际,以游说徼幸”,但“老大栖栖”,“一事不成,百病俱发”,他还是“犹望朝廷以词学进之”,以此赋作为“通进”之路以“干衢室之听”。于此,可见李觏矛盾、纠结之心态。结合《长江赋》中所流露出的惘惘不甘的情绪,我们能深切感受到自称“江南贱夫”,“第恨其身不获齿廷臣之末”(《上聂学士书》)的李觏的“一种极激昂之不平鸣也”4。要想理解这种情绪,还必须结合李觏的生平身世和思想观念予以考量。同时,《长江赋》也为我们理解北宋时期南北士人之间的对抗冲突提供了线索。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今江西抚州资溪县高阜镇)人,北宋中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出身寒微,自谓“南城小民”。自幼聪颖好学,年稍长,以文章闻名,然屡次举进士、制科皆不中,遂于功名心灰意冷,退还家乡盱江创办书院讲学,慕名求学者多至数百人(其中出名者如曾巩),为盱江一时之儒宗,人称“盱江先生”。后经范仲淹、余靖等人举荐,先后出任太学助教、海门主簿、太学直讲等职。嘉祐四年(1059)权同管勾太学,以迁葬祖母请假还乡,寻病逝于家,享年五十一岁。

  李觏一生处于北宋中期。彼时赵宋王朝承平日久的表象之下潜藏着诸多社会危机:冗官、冗兵、冗费现象越发明显并成为终宋一世尾大不掉的痼疾;北方与西北有辽、西夏等强敌环伺;统治者或昏聩或平庸,真宗于北伐失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后转而用一系列的“天书封禅”闹剧来麻醉自己,粉饰太平。仁宗为政宽仁,然性格优柔寡断,终非能主5。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宋廷对文士的优待豢养毕竟收到了一些效果,“宋朝的时代,在太平的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4。而宋代士人“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政治家、文章家、经术家三位一体,是宋代‘士大夫之学’的有机构成”6。这就决定了宋代士人普遍具有一种经世致用、舍我其谁的主体精神,且较之前朝更有可能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同时,经术家的身份也使他们致力于通过对儒家学说义理的推演探索来为中央集权王朝的统治寻找合理性依据。宋人变“华夷之辨”为“华夷之防”7,尊儒学、斥佛老,推尊上古三代而贬斥唐代政治,亦或持一种严肃克制的个人生活态度,根本上都可归结为“尊王”与“明道”两点。以上即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生背景及基本内容。

  除了经世致用,“六经注我”亦是宋学的主要精神,李觏的政治思想即主要体现在他对《易》《礼》的重新解读上。李觏在其《易论》十三篇中提出道兼常权的思想。所谓常,即“天地万物之常”,权为权变、变通。他认为天地万物,国情人事都在不断发展变化,相应地,统治者必须审时度势,见机而动,“事有不可不然,亦不可必然,在度宜而行之耳”(《易论第二》)。落实到当时的北宋政治,李觏主张“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易论第一》)。此外,他还详细论述了一系列“为君之道”“任官之道”“为臣之道”,帝王“因人”“应变”之道。礼,是李觏思想的核心。他曾著有《周礼致太平论》及《礼论》,他的礼论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反对空谈礼教,注重践行,批评俗儒“以虚辞为微妙,出入混沌,上下鬼神,使学者观之耳目惊眩,不知其所取”(《礼论第六》);二是强调礼的律他而非律己,注重礼乐教化,认为“人不教不善”(《庆历民言·复教》);三是肯定人的合理欲望,但要求节之以礼,“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与胡先生书》);四是注重礼在政治上的运用,维护君主制度,主张统治者“主政令,必生杀”,使人“不得不从”(《礼论第三》)8。

  我们可以看到,李觏的礼论思想具有强调教化、注重功利的法家倾向,是其政治改革主张的纲领;而他提出道兼常权思想则是为其经世致用之改革主张寻找理论依据,具有某些道家乃至战国游士的特点。这种集诸子之大成,注重现实功利的儒学倾向表明他沿袭的显然是荀子而非孟子的治学路数。李觏仕宦虽然不顺,却因其学术思想而在当时享有盛誉,范仲淹称赞他“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9;王安石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亦对李觏给予肯定评价:“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为能文者,而李泰伯(觏)、曾子固(巩)豪士,某与纳焉。”10李觏的学生邓润甫则参与了王安石变法。

  曾举荐李觏做官的范仲淹、余靖,曾师从于李觏的曾巩、邓润甫,称赞李觏文才的王安石都是南方士人,他们在政治思想和立场上亦多有相似之处。范仲淹祖籍苏州吴县,与余靖一同参与“庆历新政”,是通变救弊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反复引据《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论述,认为为政应“思其道则变而通之”(《易兼三材赋》)。在儒家向来重视的义与利孰先孰后的问题上,他说:“夫利者何也?道之用者也。……其迹异,其道同,统而言之,义之和也”(《四德说》)试图实现道义与功利的内在统一,与李觏同属功利主义营垒。稍后的王安石变法之核心——国家主义、整顿财政更是与李觏王霸同质、财用为本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11,曾巩则对新法持支持态度。此外,范仲淹曾举荐的另一位士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鼓吹“明体达用”之“湖学”,宋人谓“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事务为先,故学中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12。胡瑗家乡位于江苏泰州,地处淮河以南,亦属于广义上的南方士人。

  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存在两种不同学风:一是近于荀子一路的经世致用之学,代表人物如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王安石新学是其后继;一是近于孟子一路的注重道德修养的性命之学,代表人物如二程、张载等。有意思的是,前者代表人物俱为南士,后者代表人物则多为北士。司马光虽然主张通变救弊,然而其持论具有很强的道德说教色彩,对比一下题材相仿的王安石《龙赋》与司马光的《灵物赋》即可发现这点。南北士人思想迥异,李觏等南方士人仕宦不顺,二者之间显然有所关联。

  

  《长江赋》云:“伏惟国家重西北而轻东南。臣何以知之?彼之官也特举,此之官也累资。”前句陈述北宋王朝重西北而轻东南的基本边防战略。迫于辽与西夏的压力,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资源均向西北倾斜,东南江淮地区则处于一种被忽略的、资源输出的地位。后句则由重西北而轻东南的国策引出南北士人在仕宦举官方面的不公待遇。这种不公待遇可从科举考试及朝廷用人两方面得到印证。

  科举方面之不公最直观的体现即为科举考试南北士人录取比率的不同。

  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对南北文风的异同有过论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贞义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13大抵南人生性细腻敏感,擅长吟咏诗赋;北人粗狂直率,注重经术儒统。唐代科举以诗赋为主要内容,本应于南方有利。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代的世家大族(多为北方士族)仍拥有相当雄厚的势力,他们可以凭借种种优势操纵科举,故有唐一代中举士人仍以北人为主14。宋代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加速南移,加之士庶阶层之间的界限趋于消失,南士遂得于科场大显身手。英宗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上书请贡院逐路取人,曰:“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虽微陋之处,必有贤才,不可诬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随其所长,各有所取。近自族姻,远及夷狄,无小无大,不可遗也。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则所遗多矣。”15欧阳修反驳司马光之论,上《论逐路取人札子》云:“盖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殊不知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则其数均,若必论进士,则多少不等。此臣所谓偏见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国家方以官滥为患,取士数必难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则却须多减东南之数。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减东南而增西北,则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东南之士于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选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当发解时又十倍优假之,盖其初选已滥矣,故至南省,所试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则东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16在是否实行分路取士这个问题上,欧阳修与司马光分别代表着南方与北方士人的利益。司马光主张分路取士,实欲为北方士人争取更多的科举名额。欧阳修回避明经地位较低、士人不贵的事实,主张取士应“惟才是择”,则是为保障南士的利益。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两条结论:第一,南方由于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士人较之其北方对手具有更高的文学修养(即欧阳修所谓“才”),在科举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第二,虽然进士中举士人以南人为多,但就录取比率来看,北人却享有明显的优待。陆佃在元丰八年(1085)的上疏中说:“臣伏见诸路州军解额多寡,极有不均。如京东西、陕西、河东、河北五路,多是五六人辄取一人,而川、浙、福建、江南往往至五六十人取一人。”17亦可证实欧阳修所言非虚。官员的主要日常工作是文案的书写,文章写作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办事能力的体现。而在当时,南方文风日盛,已凌驾于北方之上,南士更擅长的进士科中即有策论等与现实政治挂钩的内容。因此,南方士人普遍具有更高的文化素质和政务能力,却在科举名额的分配上遭受着不公对待,乃是当时的现实。

  我们也可从科举内容、规定的变迁中发现南北士人间的利益之争。英宗治平元年(1064)四月,司马光上《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赞同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吕公著上书中所言“以言取人,固未足以尽人之才;今之科场,格之以辞赋,又不足以观言”的观点,要求停止考试诗赋,使“举人皆习经术,不尚浮华”18。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推行新法,罢词赋、帖经、墨义,并归进士科,且进士科考试以“经义”代替诗赋。此举看似是对南北利益冲突的折中调和,实则暗藏玄机。“经义”是以论文的形式阐述儒家义理,并非如“帖经”一般只需死记硬背,而北人质厚,不能为文辞。王安石的本意是使进士考试更能体现举子的现实政治能力和道德品行,而非过去明经科一味记诵经典,进士科一味遣词酌句,然而其客观效果却使得擅于辞章写作的南士于科场气焰愈盛,北人仕进之途愈窄。王安石及其新党成员多为南士,我们有理由怀疑王安石此次科举改革亦怀有为南士争取利益的初衷。其后,司马光于元祐年间重新掌权,尽除新法,终为北方士人争取到了科举名额保障,“自哲庙以后,立齐鲁河朔五路之制,凡是北人皆别考,然后取人南北始均”19。欧阳修“唯才取士”的意见终被彻底废弃。

  较之在科举方面所受的不公对待,南士在朝廷用人方面所受的打压更是远有过之而无不及,且这种打压是打着君子小人之辩的旗号展开的。

  南士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受到不公对待,但由于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政治能力,终究于宋廷中占据越发重要的位置,这自然遭致北人的忌恨。《邵氏闻见录》卷十九载,治平年间,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节先公(邵雍)曰:‘不三五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自此天下多事。’客曰:‘闻杜鹃何以知此?’康节先公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20此虽系附会之言,却是相当一部分士人心理的真实体现。翻开《宋史·奸臣传》,我们发现其中几乎全为南人,如王钦若(江西新余人)、丁谓(江苏苏州人)等北宋“五鬼”、蔡确(福建泉州人)、吕惠卿(福建泉州人)、章惇(福建南平人)、蔡京(福建莆田人)、秦桧(江苏南京人)、贾似道(浙江天台人)等等,显非偶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举出一些朝廷用人中南士受到打压的案例:

  帝(真宗)欲相王钦若,(王)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留之枢密,两府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遂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21

  上(宋神宗)问:“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司马)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人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22

  南人王钦若因北人王旦的沮抑而推迟了十年才做了宰相,而北人司马光则认为闽人为相、楚人为参政会败坏官场风气。

  陆游的一段话大致可以概括北宋用人中南北势力变化的历程:

  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号称圣宋得人之盛。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23

  由这段话可知,北宋的选官用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仁宗天圣之前,重北轻南;仁宗亲政后南北兼收;哲宗绍圣以后则隐然有股南士压倒北士的势头,这种势头到了南渡后愈演愈烈,以至于“班列之间北人鲜少”(陆游《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神宗熙丰变法与哲宗绍圣绍述是南北势力变化的关键转折,有意思的是,二者恰好也是北宋新旧两党势力变化的重要转关。对此,钱穆曾有论述:“新党大率多南方人,反对派则大率是北方人。”24然而,南北士人划分党派的具体依据又是什么呢?

  南宋吕中指出:“我朝善守格例者,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破格例者,无若王安石、章子厚(惇)、蔡京、王黼、秦会之(桧)之为相。考其成效,验其用人,则破格例者诚不若用格例者为愈也。”25“格例”乃是祖宗既定之法。从上举可以看出,遵守祖宗之法者几乎全为北人,主张改弦更张者全为南人;而“破格例者不若用格例者为愈”的论断明显流露出以因循遵守祖宗旧制为是的倾向。我们以北宋中期的王安石与司马光作为南北士人的代表,分析他们在政治趋向上的不同。

  王安石将立法、择吏、理财视为为政的三大要素,其中犹以法度为本,“大明法度”在先,“众建贤才”在后26。司马光则恰恰相反,主张“急于求人,缓于立法”,以用人为本,且用人“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27。程颢谓“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28。程颢本支持王安石变法,而终与王安石分道扬镳,亦因不满其一意变更祖宗旧制。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有主张经世致用、通变救弊的一面,然而王安石鼓吹尽革旧制,司马光力言用人“以德为先”,两相比较,前者是激进功利的,后者是持重保守的。司马光曾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29这很能反映当时大部分北方士人的政治态度。大抵“王安石新政,似乎有些处是代表着当时南方智识分子一种开新与激进的气味,而司马光则似乎有些处是代表着当时北方智识分子一种传统与稳健的态度”30。这种气质精神上的不同,乃是南北士人、新旧两党在政治主张、地理畛域等表象以外的深层次之不同,而此不同,又可归因于宋代经济文化重心的逐渐南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不仅逐渐扭转了南士在科举上的不利局面,也培养出南士一种活跃变通,敢为风气之先的气质性格31。

  此外,王安石熙丰新法期间,北宋王朝似乎存在着一个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分离的现象。在政治重心开封,得势的新党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行其注重速效的政治方略;而文化重心洛阳却聚集着一批暂时失去权力却颇负声望的官僚以及众多知名学者,如司马光、富弼、文彦博、邵雍、二程等。葛兆光称这些聚居洛阳的士人“采取一种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与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试图通过文化传统的重建,“以温和的渐进方式清理并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32。葛兆光所言颇有见地,但似非全面。洛阳士人集团几乎都是当时颇具声望的北方士人,他们沉潜蛰居于洛阳,既有所谓的共同政治理想、社会理想,亦有相当重要的现实利益需求。暂时失势的北方士人同声相求,结成利益集团,利用自己在思想学术上的话语权优势对朝廷和社会施加影响以期与南士抗衡,这恐怕是洛阳文化重心形成的更直接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北宋党争很大程度上即是南北士人由于思想政见不同及现实利益冲突所引起的争斗的别一种表现,但这种党争的实质是什么?北人何以具有一种话语权优势,在多数情况下每每以君子自居,南人则被目为无行,处于一种被审判的境地?

  北宋党争的理论根据源于王禹偁《朋党论》:“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夫君子直,小人谀,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33这种“君子有党”论是对孔子“君子群而不党”观点的重大反拨。王禹偁之后,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亦纷纷写作《朋党论》以申明君子有党自古而然,为现实党争提供依据,司马光甚至认为:“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34随之而来的是,北宋党争多为一种“君子小人之辩”旗号下的党同伐异,如庆历新政时范党成员欧阳修弹劾吕夷简“罪恶满盈,事迹彰著”,称之为“奸邪难去之人”35。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可用《论语·里仁》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概括。欧阳修《朋党论》亦谓小人“所为者禄利”,君子“所守者道义”。重义轻利是儒家传统价值取向,是北宋儒学复兴、重建道统过程中所有士人的共识。相对来说,南士的政治主张、学术思想更加注重实际,试图实现功利与道义的内在统一,鼓吹为国谋利即是道义,李觏、范仲淹、王安石都有这种倾向。在司马光等北人看来,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理财,理财即求利,加之所任用的官员不以道义为先,所以新党所为皆小人行径。推崇仁义道德,因循祖宗旧制,恪守祖宗家法在儒学复兴、重建道统的北宋中期成为主流36。在这种环境下,北人自然具有较高的声望和职位,占据朝堂中的话语主导权。因此,王安石新党多被列入奸臣行列,元祐党人则被目为君子就很好理解了。

  科举方面,由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北方世家大族的衰落,南士在中举总人数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地位,甚至导致北方数路之中出现无人中举的情况。然而,从科举录取比率的绝对公平角度看,南方士人仍处于被打压的境地。用人方面,南北士人由于气质秉性、思想主张、现实利益等的不同而产生种种所谓党争,这就导致了南北士人任免与否基本取决于何党掌权。双方均打着“君子小人之辩”的旗号互相攻讦,然而在儒学复兴与推崇祖制的大背景下,保守稳重、道义为先的北人较其南方对手明显更易占据舆论优势。南方士人考取功名已属不易,任职中枢便为难上加难,位居端揆并获得令誉更无异于天方夜谭。

  

  以上我们从南北士人的角度论述了文官政治中的“重北轻南”现象,接下来我们将分析这种政治现象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

  《长江赋》所谓“敛于此(东南),则莫知其竭;输于彼(西北),则唯恐不支”,极言南方赋税负担之重。关于这点,程民生认为,河北、陕西、河东等西北三路属国防经济,承受着外族强大的边防压力,是国家政策侧重所在;两浙、淮南、京东等东南诸路属供应经济,因自然条件优越及中唐以来兵燹波及较少的缘故而成为朝廷财政的重要支撑37。北宋时期,南方经济地位越发重要,这可从粮食税收上得到证实:耕地面积上,元丰六年(1083)全国计有耕地4.62亿亩,其中,南方诸路就有3.18亿亩,占三分之二以上。赋税方面,以熙宁九年(1076)计,南方征收的二税占到全国赋税总额的55.93%38。此外,在北宋都城的选择问题上,东南诸路对于朝廷财政的重要性更是彰显无遗。定都开封,使得宋室处于北方强敌的阴影之下,北宋大臣张方平谓:“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势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国尔。”39钱穆则说:“大河北岸的敌骑,长驱南下,更没有天然的屏障,三四天即到黄河边上,而开封则是豁露在黄河南岸的一个平坦而低洼的所在。”40之后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开封所具有的汴河漕运之利可以方便朝廷快速获取东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正如张方平所论:“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41正是南方经济的发达使得宋室在定都问题上最终放弃了拥有山川之险便于防守的长安,转而选择了具有汴河漕运之利的开封。

  南方经济文化既已在整个国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宋廷在任用官员上就不能对南士置若罔闻。纵观整个北宋,南士的政治地位大致处于一个曲折上升的趋势。然而,南士终究未能压倒北人,究其原因,宋廷统治阶层的主观意愿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赵匡胤以及北宋开国元勋多为北人,统治阶层在感情上天然倾向于北方士人。宋初政府中的文人士大夫根据来源可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中朝,即承继后周而来的中原人士;一是伪国降邦,即诸多任职伪朝(南唐、吴越等)后入宋为官的士人,多为南方士人。二者待遇有天壤之别:中朝旧臣多能在新朝中担任旧职,南方士人则处于被猜忌防备的境地,宋廷对江左陪臣施以避籍禁制、强制迁徙以及种种刁难。不同于中朝士人的因袭旧职,南方士人需要参加科举获得功名方能改善仕途,这本身也起着一种示范效果,表明宋廷的恩典深厚以及南士与伪朝经历彻底划清界限42。这种猜防政策虽然主要出于开国之初削弱地方、巩固中央的统治需要,但其背后隐含的统治者偏爱北方士人的感情倾向也不容忽视。

  其次,统治者出于南北地缘政治利益分配的考虑。举子和官员并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代表,也是地方利益的代表者。这种潜在地方利益代表者的身份以社会心理基础和乡土情感纽带作为维系,相当牢固43。士人政治上的上位即代表着政治利益归属于某一地域。而中国古代政权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统治性政权,统治者关心的是政治的稳固、权力的集中。从笼络各地人心、加强统治向心力出发,宋廷当然不会允许在科举考试以及官员任用上出现某一地域士人独大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科举制度不再只是一个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它发挥着统合功能,将社会、经济、文化等等与政治权力结构相联系,实现政治利益在区域上的合理分配。南士在文才和能力上胜过北人,不得不用,但从地缘政治利益分配角度上看,南士主宰科场会损害中央集权政府的向心力和稳定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北宋一直会有分路取士的呼声。

  最后,北方士人的气质、学风更利于维护中央集权。钱穆分析南北士族的差异,认为:“一、(永嘉)南渡者皆胜流名族,在当时早有较高之地位,其留滞北方不能南避者,门望皆较次;二、南渡衣冠,藉拥戴王室之名义,而朘削新土,视南疆如殖民地。北方士族则处胡族压逼之下,不得不厚结民众,藉以增强自己之地位。故南士借上以凌下,北族则附下以抗上;三、南方士族处于顺境,心理上无所忌惮,其家族组织之演进,趋于分裂而为小家庭制。北方士族处于艰苦境况下,心理上时有戒防,时抱存恤之同情,其家族组织之演进,趋于团结而为大家庭制。故南方士族直是政治权利上之各自分占,而北方士族则几成民族意识上之团结一致;四、南方士族早有地位,故不愿再经心世务,乃相尚为庄老玄虚。北方士族处异族统治之下,既不能澄清驱攘,只有隐忍合作,勉立功业以图存全,故相尚为经术政务。”44南方士族具有一种封建世袭的色彩,与中央政权处于对抗的状态,他们对于国家政事多半持消极态度,与北人恰好相反。及至北宋,南方士族虽已不复存在,然而过去上层士族的气质、风尚对南方社会仍有较大影响,加之普通士人因获得仕进机会而油然生出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因此,北宋南方士人逐渐养成一种热心于世俗政务,同时又活跃求新、不拘泥于祖宗法制的特点。北方士人则明显保留了北方士族的特质,如《宋书·王懿传》云:“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45其坚守的经术传统亦有助于整饬提升世道人心,故统治阶层更乐于任用北方士人。

  “重北轻南”的政治模式并非北宋政府的专利,而自有其历史渊源。两汉是大一统的时代,在独尊儒术氛围的影响下,除了中央太学之外,各地也纷纷兴建学校,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内容,加之选官制度为地方察举及公府征辟,彼时南北士人并无明显的学风差异及利害冲突。东汉以后,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陵替,学术传授方式转变为家族内的私相授受,因此,魏晋南北朝时的学术与家族、地域密不可分,并产生了气质风尚各异的地域士族集团。北周宇文泰为了与雄踞山东、实力较强的高齐以及被汉族士人目为正朔所在的江左萧氏争衡,自然有必要施行一种别样的政策以对外吸引士人投奔,对内凝聚关陇人心,这便是关陇本位政策46。杨坚、李渊皆属此政策下派生出的关陇士族,因此“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47。较之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在隋唐两朝的地位更低。唐代宰相以关中士人及山东士人为主,南方士人极少48,就是因为南方士族早在南朝时即遭受重大打击,进入唐代则已全面没落。武则天主政后开始破坏关中本位政策,试图通过推行科举打击传统士族势力。然而,士族制度容易废除,士族观念却很难消亡,它仍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整个社会。中唐以后,唐文宗欲将真源、临真两位公主下嫁给士族时还曾向宰相发牢骚说:“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49总之,由于关陇本位政策及其遗留之士族观念的影响,隋唐时期南方士人之政治地位远不足以与北方对手同日而语。从隋唐到北宋,科举选官中的主要地域冲突由关陇士族与山东士族之争变为南北士人之争,一方面反映出士族势力的不断消亡,一方面也反映出伴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南方士人实力地位的不断提升。

  李觏在《长江赋》中陈述南北士人在选官方面的不同待遇,流露出一种激愤不平的情绪,其背后隐藏的则是北宋时期南北士人间存在的普遍对抗。

  从渊源上说,这种对抗(或者说“重北轻南”的政治模式)源出于北周宇文泰的关陇本位政策。关陇本位政策作为中唐以前政府严格执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士族制度。士族势力遭到了武则天的大力打击,士族观念却可作为一种文化心理而沉淀在唐代文人士大夫心中从而发挥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经济文化重心加速南移,南方士人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北方士族进一步崩溃。及至北宋,南北士人之争便取代关陇与山东士族之争而成为主要地域政治冲突。

  具体来看,南北士人之争缘于双方现实利益、政治主张、思想观念、文化品质等的不同。同是经世致用,南士多主张改革旧制,推行新法,反映出南士开拓激进的气质;北人则主张因循旧制,宣扬道德理想,反映出北人保守稳重的秉性。斗争形式则多为以“君子小人之辩”为旗号的党同伐异。在推崇仁义道德、因循旧制的时代氛围下,北人占据着话语权优势,南士大部分时候处于被打压的位置,这也可从科举中南北方录取比率的不同以及分路取士的最终实行得到证明。

  从宋廷方面来说,出于合理分配地缘政治利益、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必须对日渐壮大的南方士人加以裁抑。主观上,北方士人的经术传统有助于宋廷整饬道统,重塑中央权威,宋廷自然乐于扶持。然而客观上,南方士人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学与政务能力,是官僚系统行政效率的保证;此外,国家对于东南经济越发仰仗的现实,也迫使宋廷不得不任用相当数量的南方官员。北方士人与南方士人,似乎代表着维护中央集权与维持国家机器运转两个方面,无怪乎北宋政府在南北士人之间来回摇摆,难以取舍了。

  注释

  1(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一“君范”条:“艺祖(宋太祖)御笔:‘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刻石东京内中。……一云: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2详参《宋史》卷二百一十《宰辅表》,从北宋立国直至真宗澶渊之盟订立这段时间,任宰相者凡十六人,全为北方籍士人;执政者凡五十四人,其中北方籍五十二人,南方仅两人,且迟至景德元年(1004)方才上任。

  3(1)李觏撰,王国轩点校:《李觏集》卷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页。本文所引李觏文章皆据是书,只在引文后括号内夹注文章名,不再一一出注。

  4(2)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85页,第558页。

  5(3)清代王夫之认为仁宗“无定志”,其亲政期间两府大臣频繁更迭,导致朝令夕改,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终于一事无成。见《宋论》卷四“仁宗”条,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2-103页。

  6(4)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7(5)可参考刘培:《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南宋中后期辞赋的华夷之辨》,《文学遗产》,2018年第5期。

  8(6)本段观点见于刘泽华等《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第五章第三节“李觏通变救弊的政治思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46-258页。

  9(7)范仲淹:《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10(8)王安石:《答王景山书》,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64册),第180页。

  11(9)李觏王霸同质论:“所谓王道,则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谓霸道,则有之矣,尊京师也。非粹与驳之谓也”(《常语下》)财用为本论:“利用厚生,为政之本”(《周礼致太平论·序》)。

  12(10)张镃:《仕学规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13(11)魏征等:《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

  14(12)晚唐黄滔《莆山灵岩寺碑铭》云:“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8700页)从中可以看出,士族势力即使经历了武则天时期的沉重打击,中唐以后乃至晚唐,科举仕进之途仍为士族名门所掌控。

  15(13)司马光:《贡院乞逐路取人状》,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5册),第3页。

  16(14)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册),第292页。

  17(15)陆佃:《乞添川浙福建江南等路进士解名札子》,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1册),第111页。

  18(16)司马光:《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4册),第345、346页。

  19(1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考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

  20(18)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第十九,《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9页。

  21(19)脱脱:《宋史》卷二百八十二《王旦传》(第27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548页。

  22(20)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第七,《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6页。

  23(21)陆游:《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22册),第198页。

  24(22)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81页。

  25(23)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六“宰相执政”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24)王安石的上述观点见于《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卷三四)和《上时政书》(卷一),见《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校点本。

  27(25)司马光:《论选举状》,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4册),第226页。

  28(26)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四,《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页。

  29(27)脱脱:《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马光传》(第3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764页。

  30(28)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86页。

  31(29)南方士人中,除了王安石变法之外,晏殊知应天府,兴学校,一变五代以来学校毁废的局面。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疾呼更是影响了一代宋人。

  32(3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6页。

  33(31)王禹偁:《朋党论》,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8册),第43页。

  34(3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7册,总第7899页。

  35(3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册,第3444、3445页。

  36(34)可参考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37(35)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页。

  38(36)参见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263页。

  39(3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册,第4436页。

  40(38)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32页。

  41(39)脱脱:《宋史》卷第九十三《河渠三》(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23页。

  42(40)详参伍伯常:《北宋选任陪臣的原则:论猜防政策下的南唐陪臣》,《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十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3(41)费孝通说:“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44(42)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05-307页。

  45(43)沈约:《宋书》卷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五册,第1391页。

  46(44)详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十九篇《宇文氏之府兵及关陇集团》,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版。

  47(4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0页。

  48(46)可参考李建华:《论唐代宰相籍贯的地理分布特征》,《阴山学刊》,2013年6月第3期。

  49(4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册,第5206页。

作者简介

姓名:张帆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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