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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鹏意象的“误读”
2020年01月20日 11:1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刘运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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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文学意象,“鲲鹏”出现频率之高,是其他文学意象难以相比的。随着后代文学创作的不断刷新,这一文学意象也逐渐积淀了新的文化意蕴。无论作为文学意象,还是作为文化现象,鲲鹏都是自由翱翔于天地之间的象征,成为特别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其实,鲲鹏诞生时,并没有这种诗意的内涵。众所周知,这一意象出自《庄子·逍遥游》。然而,《逍遥游》中的鲲鹏并不能真正地自由翱翔。虽然翼如垂天之云,振翅而飞,激荡千里海潮,搏击狂飙,高翔万里云霄,但是在飞往天池时,必须借助海潮的运动;离开天池时,也必须借助六月的大风。之所以能飞上九万里高空,背负青天,无物可挡,乃因为“风斯在下”,托起了它的“大翼”。否则,即便这样的庞然大物,也无法自由翱翔,更不用说扶摇而上九万里云空。为说明这一现象,庄子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则胶矣,水浅而舟大也。”浮物能否飘起,完全取决于浮力的大小。坳堂之水,只能浮起草芥,不可浮起水杯。同样,如果“风之积也不厚”,无力托起大翼,鲲鹏也会重蹈“置杯则胶”的悲剧,最多不过像斥鴳那样“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也就是说,鲲鹏翱翔于九万里高空,必须依赖于外部条件——狂风,即庄子所说的“有所待”。

  庄子创造的鲲鹏意象旨在说明:在宇宙自然中,无论是直冲云霄的鲲鹏,还是“翱翔蓬蒿”的斥鴳,无论是不知日月春秋的朝菌蟪蛄,还是以千百年为一季的冥灵大椿;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超然物外“辩乎荣辱”的宋荣子,还是“御风而行”泠然轻飏的列子,都有一定的度的限制,只是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所以都是“有所待”,不可能达到“逍遥”的自由境界。唯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即超越现实,顺乎自然,游心无待,才能真正达到“逍遥”的自由境界。天地之间,能够达到这一境界的人,也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换句话说,即使是翱翔九万里的鲲鹏,也无法达到“逍遥”的自由境界。

  那么,在中国文学或文化中,鲲鹏如何由“有所待”而转化为自由翱翔的象征呢?

  鲲鹏意象的内涵转换,始于魏晋。魏晋文人一面不能忘怀世俗,追求身名俱泰;一面又要越名任心,追求任诞逍遥。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打破了心灵的平衡。因此,他们就渴望在庄学中寻找到一丝精神慰藉。而庄子的境界,他们又无法企及,于是乎,只好通过将庄学世俗化的方式,寻求安顿身心的法门。介于现实与自由之间翱翔飞举的大鹏,也就成为当时文人的心理寄托对象。通过对鲲鹏的哲学内涵世俗化、意象内涵诗意化的转换,试图重构已被打破的心理平衡。

  哲学内涵的世俗化,始于郭象。其《庄子·逍遥游注》题解说:“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鲲鹏翱翔云空,斥鴳悠游蓬蒿,虽有大小差别,但生存于不同的空间,都能自得其性。而所有事物只要顺乎本性,称乎所能,且又符合各自差异的本性(性分),就是一种逍遥。也就是说,鲲鹏翱翔云空,斥鴳悠游蓬蒿,在逍遥这一点上,二者是没有差别的。同样,“有待”与“无待”也无本质差异。《逍遥游注》又说:“有待无待,吾所不能齐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机自张,受而不知,则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犹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之巨细乎!”世间万物,只要安于天性,动应自然,有待无待,就是一种无差别的存在。庄子所言之“有待”,是溺于现实;“无待”,是超然物外,而在郭象的哲学中却获得了统一。于是,本来“有待”的鲲鹏,也就成为“无待”的自由逍遥的象征了。

  意象内涵的诗意化,始于嵇康。其《卜疑集》说:“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见素表璞;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夫如是,吕梁可以游,汤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虽然大鹏的意象只是作为一个叙事因子出现在文中,但是“大鹏于南溟”是与“人间之委曲”相对立的意象,于是,在这里大鹏也就摆脱了“有待”羁缚,成为一种超越世俗的自由象征。这就将大鹏意象的内涵诗意化了。后来,阮修创作了文学史上第一篇《大鹏赞》:“苍苍大鹏,诞自北溟。假精灵鳞,神化以生。如云之翼,如山之形。海运水击,扶摇上征。翕然层举,背负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庭。鸴鸠仰笑,尺鷃所轻。超世高逝,莫知其情。”虽然基本内容仍然截取《庄子》,“海运水击,扶摇上征”似乎还带有“有所待”的意味,但是“假精灵鳞,神化以生”的神话色彩,“志存天地,不屑雷庭”的高远之志,“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的窅然远翔,却是《逍遥游》所没有的。从本质上说,阮修是借助《逍遥游》中的鲲鹏意象,表达自由、高远、超然的人生襟怀和自由精神,成为魏晋风度的一种诗意展示。

  到了唐代特别是盛唐,鲲鹏形象发生了质的变化。李白,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的天才。他创造的大鹏形象也成为盛唐气象的审美呈现。

  在李白诗赋中,大鹏是最具个性的审美意象之一。如果说《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还保留着庄子鲲鹏意象的痕迹,那么他所创作的《大鹏赋》则彻底改造了《逍遥游》中“有所待”的鲲鹏意象。青年李白在江陵拜见道教徒司马承祯,祯称赞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非常兴奋,即兴写下《大鹏遇希有鸟赋》,将司马喻为《神异经》中所说的昆仑希有(大鸟),将自己喻为《逍遥游》中描述的北溟大鹏。辞赋完成之后,虽已播之人口,但诗人认为“未穷宏达之旨”而悔其少作,弃如敝屣。直至中年,读《晋书》所载的阮修《大鹏赞》,鄙薄其辞意粗略,又重新勃发创作《大鹏赋》的激情。赋中之大鹏,“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掠过渤海的春水,飞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越过昆仑之巅,煊赫宇宙之间,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奔涌,是何其壮浪;“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雄无所争”,簸却天地元气,驱使万钧雷霆,使北斗转向而天宇震动,山岭摇荡而海水倾泻,天下竟无可与之争锋者,是何其雄健;“足萦虹蜺,目耀日月。连轩沓拖,挥霍翕忽。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翱翔之时,足有虹霓萦绕,目如日月之光,上下翻飞,迅疾倏忽,气生六合之云,羽飘千里飞雪,是何其瑰玮!特别是“欻翳景以横翥,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泱漭之野,入乎汪湟之池”,逆天垂翼,蔽遮日月,止乎广漠之野,入于深渊之水,并最终与“希有”之鸟同登寥廓之境,“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又是何等自由逍遥!所以,一切神奇之鸟都“未若兹鹏之逍遥,无厥类乎比方”。在此,鲲鹏则由“有所待”才能展翅高翔的文学意象,转化为绝对自由、搏击万里的文学意象;由有限地发挥庄子描述的鲲鹏意象,展示魏晋风度的内涵,转化为以庄子鲲鹏为载体而创造出一个具有崭新内涵的审美意象,成为壮浪雄浑的盛唐气象的代表。李白此赋问世后,风靡天下,“家藏一本”,可见影响之大!自此之后,鲲鹏也就成为自由翱翔的象征了。

  鲲鹏意象内涵的转换,是文本接受的必然结果。“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谭献《复堂词话》),是中国文本接受的一种独特方式。这种“何必不然”,或是断章取义,如《左传》记载的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或是引申说理,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借助晏殊、柳永、辛弃疾词,说明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或是自由创造,只是截取文学名篇的一个既定意象,按照文本审美表达的需求,自由创造。后者也是后代文学创作的常态,西方流行的文本“互文性”理论,也可以舶来阐释中国文学文本意象的挪移与内涵的转换。

  嵇康阮修截取鲲鹏意象以抒情,是断章取义,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郭象对鲲鹏意象的哲学阐释,是引申说理,借《逍遥游》的阐释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李白的《大鹏赋》则是自由创造,在大鹏意象中,寄托一种激荡天地、冲绝桎梏、自由飞翔的襟怀。后代的大鹏意象,就庄子《逍遥游》的本意来说,是“误读”;就文学创作来说,则是审美创造。

  鲲鹏意象的变化,正是通过对原始文本意象的有意识的“误读”,在积极接受的过程中,创造出内涵全新的审美意象。也因此使鲲鹏成为中国文学中最具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意象。壮浪恣肆、一飞冲天的鲲鹏,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襟怀、理想的象征。

  (作者:刘运好,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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